此尊青铜模制浇铸鎏金造像，从雕塑风格判断或为明代晚期道教造像。根据铜像的材质、尺寸和工艺，当属道教神灵系统中经常用作寺观塑像供奉的部分。除去先天尊神和具有明显造像标识的雷神、龙王、风伯、雨师、八仙外，就是三官、诸路星君、五星七曜、四灵二十八宿。以上道教神将造像样式差异较小，但多在绘画(壁画、水陆画等)表现，雕塑呈现时如同佛教殿堂分列两侧的二十四天。然而，立像星君天将造像多两手交叉，左手贴住右手捧笏板而非拇指并拢、右手四指罩住屈紧左手行抱拳作揖状。此像双手抱拳处有空隙，似韦陀菩萨撑住降魔杵的姿势;造像上身略后倾，与佛教护法韦陀区别是托杵韦陀手印为合十印而非抱拳作揖。与此像最为相似的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美术馆藏“韦陀”。著铠甲作抱拳恭作手势者多为武将。如：关圣帝及二位随侍，左边是执青龙偃月刀的周仓，右边的就是义子关平。人称“关平帝君”、“关平太子”及“灵侯太子”，面如傅粉，唇若涂脂，著铠甲，与此尊造像风格最为接近。不过，从铜像持物看，关平像多持剑或双手托印玺，如明代画家商喜《关羽擒将图》，右侧白面武将关平持剑，明清以后关羽、周仓与关平三神雕塑组像后者多执玺。在没有找到与之对应的其它造像之前，我们暂且认定他为道教神像天官或星君。铜像头戴明代硬里朝天幞头，幞头之上罩巾子，饰团葵结，为明代官宦、武士习用。面部下颌双腮饱满有力，耳垂圆润，五官敦厚而轮廓清楚，可见传世作品琢磨痕迹，颌下山羊须柔化了铠甲人物的紧张感。人物着明代军士铠甲，双臂被甲、胸前有双护甲但无铜镜，腹部两胯各被甲三块。甲片立体堆嵌处理方式与明以来雕塑手法同出一辙，如山西平遥双林寺韦陀彩塑，但铠甲位置上提、面积缩小而呈装饰特征，甲片周边联珠纹装饰则受到明代盛行的藏传装饰母题的影响。人物铠甲内外，著有里衬和罩衫，这是明代中期武士装流行的式样，《关羽擒将图》里周仓关平都是如此装束，外衫于腹部中央打团葵结，腰带形制为宋元以来的官式，衣带垂下结十字。下方虎皮围腰呈圆角，与明初期雕塑的三角尖端不同。罩衫后摆有刮掉鎏金层嵌入的铜块，上面呈现小写数字“二”。小写中文数字使用起自汉代，卓文君《怨郎诗》即是;大写数字“壹贰叁肆”是明代初年“郭桓案”篡改数字贪污征粮，朱元璋亲自制定的防涂改的大写数字，专用于记帐，一直沿用至今。此像数字“二”不会为后代刻写，或为组像最初的编号。

　　铜像高1.75米，置于厚重的黑褐色湖石座，使得造像增加了稳定感，石座塑法当模仿宋元以来寺院悬塑手法。双脚着弓形靴，左小腿上方有粘结的裂痕。明代金铜造像是我国青铜艺术的另一个高峰，但汉藏不同的风格的造像艺术水准差异很大，自永乐宣德年间开始，接受了藏传佛教印度波罗与尼泊尔纽瓦尔艺术影响的金铜造像，人物造型舒适自然、肢体比例准确，工艺精湛、细节凸出;与此同时的大部分汉地金铜佛，则面部臃肿、头部硕大而身体四肢短粗。事实上，明代汉地雕塑的精品多源自五代两宋至元的人物泥塑，大型金铜佛较少。元末明初藏传金铜佛的兴起推动了整个汉地金铜造像，出现了如瞿昙寺莲花手菩萨那样精美的大型金铜艺术品。与此同时，道教亦采用金铜形式铸造大像，如武当山金殿十四世纪至十五世纪仿照泥塑样式所铸2米以上的六甲和王灵官铜像。然此之后，存世的道教大型金铜造像并不多见。作为大型浇铸鎏金铜像，此尊造像流动的衣褶、柔顺自然的手指、图案化的铠甲、略微压缩的人体比例无不透露出精致与细腻、流畅的气韵和极强的装饰意味，是明代中后期一件不可多得的道教艺术品。

　　此像原为英国古董商兼收藏家Speelman收藏。本文原刊翰海图录。

银川新华街出土韦陀铜像

双林寺韦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