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辉，故宫博物院研究室主任，1990年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获硕士学位，同年赴故宫博物院陈列部从事书画陈列与研究工作，曾任古书画部主任。现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故宫博物院研究室主任、研究馆员、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兼），2009年获首届中国美术·理论奖。曾在中国港、澳、台地区和英、法、德、美、加、日等国的博物馆讲学。
西方博物馆在搜求中国宋元绘画之后，最为关注的就是明代吴门绘画，在国外博物馆大约有千件之多的吴门绘画作品，其中难免真芜相杂。主讲人借为大英博物馆、佛利尔美术馆等地整理、鉴定书画之际，就其中沈周、文徵明、唐寅绘画作品的真伪和代笔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外国馆藏明代画作数量众多但有真有伪
我在国外的博物馆里特别留意了一下，他们所收藏的明代绘画，有一些是比较好的，有一些虽然有问题，但是很值得研究。据《中国绘画综合图录》记载，外国博物馆藏明四家绘画，即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共计702篇。从整个数量来看，我国藏的作品比国外要略多一些，基本上是6:4的比例。由此可见，相当一部分明时代的作品是流到了海外。而宋元时代的绘画流到海外的比较少，可以说是7:3。国外的博物馆之所以有那么多中国的书画藏品，是在1912年，溥仪蛰居在故宫的后山公园，将大量的书画也都藏在了后山公园，后来被他贩卖到国外。这些书画的珍贵之处在于不管你懂不懂中文，都能看懂画中的意境。
在大英博物馆里，藏有三千余件中国书画，还有一些当代书画，由于西方囿于对汉字的识别和欣赏，不太热衷于收藏中国书法，因此该馆和其他西方博物馆一样，比较注重收藏中国绘画，书画之比差不多是1:10。
模仿画作逼真但细节露马脚
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很多人都模仿仇英的画。比如仇英的《仕女图》，就被高手模仿过。虽然画作很好，但是落款比较新，很可能是后来添上去的。真正仇英的真迹放在北京的故宫。对于明代画家来说，他们所画的人的脸型基本都是“冬瓜体”。到了清代，画作的仕女造型就发生变化了。身体越来越瘦，下巴越来越尖，樱桃小口越来越小了。对此，画画的工匠们还有口诀：“画武将是一张弓，画美人是一根钉。”
这是一幅很典型的清代仕女图，八字眉，鼻若悬胆，口似樱桃，是尖下巴，再看落款字，仇英的款是小楷写的，比该落款的笔画细多了。这幅作品是费丹旭画的，清代妇女在绘画中的样貌，也是费丹旭给定格的。因此，在“仇英的作品”中有很多仕女都是这样的，这些都是清代的仕女，也就是说，这些都不是仇英的作品。
而另一幅沈周的画，画得过于粗率，这些坡石画得都很概念化，没有形象。这个画作的作者显然是看过沈周的画，也曾经临摹过，但功底并不好。不管是文徵明也好，沈周也好，都是文人画家，涉及建筑物的画作时都是一丝不苟、工工整整的，但是这幅画画得过于草率了，显然不是沈周的真迹。
那么，如何鉴赏文徵明的画作？文徵明与沈周一样，都有粗笔和细笔之分，画得精致工整，每一笔的树枝树杈都看得非常清楚。有人说文徵明的眼力很好，89岁的时候还能写蝇头小楷，眼不花，手不抖。这幅画质工整但不死板，落款规整有序。但题诗有些草率了，有些笔画应该是悬肘悬空的，但都没有悬起来，可见功夫不到家。字写得有点飘，但整体来说比较像。
唐寅作品 被模仿居多
据徐邦达先生的研究，唐寅虽然在早年曾向周臣学过画，但后来名气远胜周臣，唐寅应酬不暇，不得不请周臣为之代笔，这一观点也引起了其他不同的看法，认为后人将周臣的作品挖去名款改为唐寅款，这与唐寅、周臣无关，不过，这可以作为周臣为唐寅代笔的证据。
唐寅的山水画风较多地汲取了南宋马远、夏圭的院体笔墨，粗劲而迷离、简率而清新，比稍早一些的浙派蒋嵩、汪肇和王谔等画家师法南宋院体的韵致要清雅一些。值得研究的是，唐寅早年曾师从周臣，周臣师法宋元山水，更以“南宋四大家”为归。唐寅也学会了这套本领，他一方面取法元人之意，另一方面又专攻南宋马远、夏圭的院体笔墨，偶尔兴致所到，也会露出马、夏的水墨苍劲之笔，但像唐寅卷的《事名图》彻底离开了文人画的“唱谱”是很少有的，很难不使人心起疑窦。
周臣《春泉小隐图》卷无年款，拖尾有钱贵书于正德庚辰（1520年）秋七月的年款，可知该图当绘于1520年之前，也就是说，该图有可能是唐寅在四十多岁时请周臣为之代笔的作品，第一段跋，草堂诗为丁君潜德赋并画。厚苫芒葛柱棕榈，欲比南阳旧草庐；颊壁破凭箩自补，乳梁低与燕分居。乌皮净拭窻中几，竹板斋装架上书。笑杀汗衣车马客，劳劳奔走欲何如。晋昌唐寅。第二段跋文，为前一段的自作诗作注解：“颊壁”“乳梁”出急就，“乌皮几”出杜诗，“竹板书”出李商隐诗。
周臣和唐寅汲取的南宋马夏山水画风各有不同，从表面上看，周臣用笔尖劲刻露一些，后者细腻柔和一些，从本质上看，是两人因文化素养的不同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笔性，前者是一位碌碌匠师，后者是一在野文人，比较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的唐寅《双鉴行窝图》页和周臣的《春山游骑图》轴，均受南宋院体影响，但笔性中的文质要素，多有不同，可资比较。
凡是到了大英博物馆的书画作品，基本上都是溥仪在辛亥革命之后偷盗出去的。在鉴定唐寅书画的过程中，有一幅唐寅的作品，名为《倦绣图》，表现的是仕女织布织累了，在一旁休息、偷嘴、打盹的场景。虽然表面上看，这幅作品很像唐寅之作，但纵观唐寅一贯的风格，他画器物都是比较精细的，而这件作品线条比较粗糙。这与唐寅的画相距甚远。
大英博物馆里还有一幅《倦绣图》，这幅画不是唐寅作的，而是五代时人周文矩所作的。相比之下，周文矩的这幅画更好一些，由此推断，这幅画是在唐寅的那幅画作之前，因为周文矩是五代人，比唐寅的名气要大。而实际上这也不是周文矩的真迹，因为画中有很多露怯的地方。比如桌子上放有很多铜器。而五代时期铜器基本都是作为死者的陪葬品，而非把玩之物，如果农夫在田里耕作，忽然间刨出了某件铜器，他们就赶快砸烂埋掉，以免沾染晦气。所以，更不要说将铜器放到桌子上了。后来到了北宋中期，慢慢地，有一些文人专门收藏这些青铜器，比如苏轼、赵明诚都是铜器的爱好者，发现铜器是件艺术品。渐渐地，铜器才被作为一种文玩放到桌子上而不再忌讳。通过对仕女面部的仔细观察才发现，原来这些仕女都是张大千的真迹。由于卷纸是老卷，又被做了旧，因此看起来特别像周文矩的真迹，就这样以假乱真被人买走，后来有人发现作假有利可图，才又如法炮制模仿了唐寅的作品，才出现了唐寅《倦绣图》赝品。本版撰文整理 白颖文 摄影 臧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