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遗址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昭示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三星堆尤以神秘诡谲的青铜器群著称，这些文物重构了中国青铜时代的文明图景，也极大丰富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多样性。
蚕丛纵目王瞿上
三星堆青铜纵目面具，造型意象神秘诡谲，风格雄奇华美，在三星堆青铜造像群中特立出类。三星堆出土了三件类似的纵目面具，两小一大。其中，大号的面具高66厘米、宽138厘米，眼球极度夸张，呈柱状向斜前方凸伸16厘米；眉尖上挑，双耳向两侧充分展开并稍向上耸起，口阔而深，口缝深长上扬，似微露舌尖，作神秘微笑状，被观者形象地称为“千里眼”“顺风耳”。两件小的纵目面具造型类似，只是额头处都保留有一个高耸的夔龙造型冠饰。
奇异的纵目青铜造像是人还是神？翻检文献，可略窥蛛丝马迹。《华阳国志》载：“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路史》亦曰：“蚕丛纵目，王瞿上。”王，是“称王”之意。瞿上，古蜀国的古城，故址在今四川省双流县东，相传是蚕丛氏都城所在。纵目青铜面具呈柱状外凸的眼睛，大致符合文献关于古蜀国始祖蚕丛“纵目”的记载。如此，这尊造像或许是古蜀人对祖先的“眼崇拜”的表达。
另外两个体量略小的纵目面具，其头上鼻额浑融的夔龙装饰又作何解释？据《山海经》大荒北经和海外北经记载，上古神话中有一位掌控天地明晦、能呼风唤雨的“烛龙”，其形象特征是人面蛇身、“直目正乘（直眼球）”。如此看来，带夔龙冠饰的纵目面具，或是对“烛龙”的模拟，隐喻所象征者具有沟通天地的神异能力。
三星堆文物中还有许多菱形和三角形的青铜“眼形器”，进一步坐实了关于古蜀人“眼崇拜”的猜想。专家学者推测，古蜀人崇拜眼睛的文化心理，与巫师眼睛具有能见神鬼幽明的观念有密切关系。无论是对祖先蚕丛纵目的极力致敬，还是对“烛龙”神灵的艺术化表达，都可以从中窥探纵目青铜面具的用意——那就是采用极度夸张的手法拉大造像与世俗人物形象之间的区别，凸显面具的神秘性，从而强调敬天和祖先崇拜等宗教仪式的神圣性。
在三星堆众多的青铜雕像群中，足以领袖群伦的最高统治者非大立人像莫属。青铜像高1.8米，加上底座通高达到了2.62米，采用分段浇铸法嵌铸而成。无论是服饰和形象，还是体量，即使是在全世界范围来看，三星堆青铜大立人也是同时期体量最大的青铜人物雕像。
关于这尊“纪念碑式”的大立人雕像象征的身份，学术界有几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青铜大立人是一代蜀王形象；另一种意见认为其是古蜀神权宗教领袖形象；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其具有主持祭神仪式的主祭者和作为神灵象征的受祭者的双重身份。主流意见认为，它是三星堆古蜀国集神、巫、王三者身份于一体的最具权威性的领袖人物，是神权与王权最高权力之象征。
大立人的双手尤其惹人注目，双手环握中空，拳外侧直径约20厘米，比正常比例高出一倍左右；拳内心为圆圈状，直径12厘米，大约为实际手握空拳时内径的两倍。学者普遍认为立人像手中握有祭祀活动使用的仪杖之类的神器，已毁坏不存；也有的学者认为立人像手中并未握物，夸大的双手突出强调的是“权柄”和“权威”。
三星堆青铜人像特意强调对手的夸大，是一个突出的特征和普遍现象。手的塑造不仅大大超过人体比例，而且展现于明显的位置上，手中执物或空握，有些人手还连接在龙身龙爪之上。这种“手崇拜”的现象，反映了古蜀人对人手创造力的认识和追求，这些巨手被赋予了某种“神力”而成为通天娱神的手段，各种各样的手势和手中的神器被用于祭祀活动，成为神圣的宗教仪式的组成部分。
望帝春心托杜鹃
在三星堆文物中有一只高近40厘米的青铜大鸟头，在众多鸟类造型文物中是形体最大的一件。大而深的眼睛，粗壮下弯的钩喙，这是三星堆青铜鸟的典型样式。鸟的口缝及眼珠周围涂有红彩，形象与捕鱼的鱼鹰相似，颇有雄视四方的气势。作为远古时代图腾遗存及自然崇拜、神灵崇拜、祖先崇拜之物，鸟与古蜀人之关系极为密切。多数研究者倾向认为，这件器物应是古蜀国“鱼凫”王朝时期的国之重器，具有族群的象征意义。
鱼凫，传说中古蜀国第三个时期蜀王的名称。据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记载：“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鱼凫原意是一种会捕鱼的水鸟，相传正是鱼凫王教会古蜀居民捕鱼之术，并且带领民众从岷江山区来到如今成都平原发展农业，所以深受百姓爱戴，传说他最终得道升仙，古蜀人为之建祠缅怀。学者推测，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了大量鸟形、鱼形的器物，就与此鱼凫王的传说有关。
三星堆还出土了一件鸟头鱼形玉璋，长38厘米，厚0.8厘米。璋是上古祭祀南方的一种礼器，也被用作朝聘、祭祀、丧葬、发兵等的瑞信。这件玉璋整体做成一条鱼的模样，顶部镂雕出一只水鸟的形象，仿佛鱼嘴里叼着一只水鸟，富有情趣和创意。
青铜鸡出土于二号祭祀坑，造型风格颇为写实，系用范铸法铸造，尾羽丰满，引颈仰首，气宇轩昂，神采飞扬。其冠、眼、喙、爪、羽毛等刻画一丝不苟，神形兼备，整体造像严谨而不失灵动，体现出雄奇超逸的风格，堪称艺术神品。研究人员认为，此铜鸡并非一般的家禽，而是蕴含着特殊象征意义，它的形象或许来源于神话传说中的“天鸡”，似乎在引吭高歌，呼唤日出，给人间带来无限光明。
展品中还有一件鸟形青铜铃，制作构思巧妙。鸟作蹲栖状，大眼、浅冠，钩形喙挺劲雄浑，洗练大气。铜铃内置铃舌，铃舌状如獠牙。这件鸟形铜铃的额上有圆形拱钮及链环，推测其原来是悬挂于祭祀类大型器物上的附属装饰。不言而喻，这件赋形精巧工致、别具匠心的鸟形铜铃也是三星堆先民“鸟崇拜”的产物。
古蜀地流传着蜀王杜宇死后魂魄化为杜鹃鸟的神话。杜鹃每到农忙季节便飞到田野上，不停地啼叫：“布谷、布谷！”催促人们不误农时、辛勤耕耘。因杜鹃昼夜啼鸣，以致嘴里流血，血滴到地上生出丛丛的红花，人们便把这种花称作“杜鹃花”，杜宇建都的郫城也被称为“杜鹃城”。杜宇事迹在《华阳国志》一书中有记载，他号“望帝”，李商隐《锦瑟》诗中的名句“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用的就是这个典故。
广汉古称“雒城”，“雒”是一种鸟的名称。紧邻三星堆遗址的鸭子河古称“雁江”，雁属凫类。而“雒城”“雁江”的地名可能就是从鱼凫或杜宇王蜀时期流传下来的。三星堆遗址及两坑出土的各种质地的鸟类造型数以百计、种类繁多，如此庞大的“鸟群”充分反映了古蜀人的“鸟崇拜”，“鸟崇拜”的实质是“太阳崇拜”及“太阳神崇拜”。太阳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在早期农业社会中，古人崇拜太阳的目的就是祈祷丰收。
扶桑若木飞金乌
《山海经》载：“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淮南子》载：“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华照下地。”中国古籍中那些吉光片羽的记忆，在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上似乎留下了雪泥鸿爪般的影子。
三星堆有一棵高近4米、重近300公斤的神奇青铜神树，青铜树虽然顶端已经残缺，但高度仍是目前中国最高大的青铜器。青铜树的底座模拟三神山相连的意象，座上铸装饰太阳纹和云纹，树干仿佛铸于神山之巅，势接天宇。树分三层，每层三枝，共九枝；每枝上有一只神鸟，树干一侧嵌铸造型奇异的铜龙。复杂的工艺、硕大的体量、诡秘的气质、昂扬的精神，都彰显三星堆古城雄厚的实力和昂扬的气质。
青铜树枝上栖息的鸟即是金乌，一共9只，如果加上遗失的树顶金乌，合计应是10只，这或许就是“十日神话”的反映。中国远古太阳神话传说中的“十日”是帝俊与羲和的儿子，它们既有人与神的特征，又是金乌的化身，是长有三足的阳乌，即飞翔的太阳神鸟。它们每天早晨轮流从东方扶桑神树上升起，向西飞翔，到了晚上便落在西方若木神树上。
“十日神话”是先民对太阳东西移行现象富有想象力的解释，表达古人对日出日落现象的观察和感受。有学者分析认为，三星堆神树三层九枝及其枝头分立九鸟的形象，符合“扶桑”和“若木”的“上有十日”这一最为显著的特征。铜神树铸饰九鸟，或原顶部有一只鸟，也可能表达了另有一只鸟在天上值日的意思。同时，铜神树也具有“建木”的特征和功能，古籍描述建木有树叶、花卉、花果与“黄蛇”，铜神树的形式构成中同样有“天花地果”与神龙，表明这是一株挺立于天地之间的神树。因此，也有人认为，青铜树是古蜀人沟通人神、上下天地的天梯，反映了古蜀国神权政治集团垄断了天人沟通的特殊宗教权力，反映了蜀人的世界观。
三星堆反映古蜀人“太阳崇拜”的青铜器还有直径85厘米的太阳轮形器，此类器物出土了六件，有人形象地调侃其形象类似现代汽车的“方向盘”。轮形器由外部晕圈、辐条和中心凸起部分组成，象征太阳及其光芒，各部分先单独铸造，再用嵌铸法将太阳嵌铸在芒条上。主流观点认为，太阳轮形器是常设在古蜀国神庙中的神器，用于祭祀仪式，钉挂起来，作为太阳之象征接受人们的顶礼膜拜，是古蜀国“太阳崇拜”一种宗教仪式。据《华阳国志》载，末代蜀王号“开明”，一般认为，“开明”词义与“太阳升起”密切相关。继三星堆遗址而后的金沙遗址，也出土了四鸟绕日的金饰，也是商末至西周早期之间古蜀太阳神崇拜的实物例证。
三星堆高度发展的文明为何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突然消失了？这个神秘的谜团还有待进一步的考古发现来回答。但是，无论如何，经过几代考古人的努力，三星堆遗址的轮廓逐渐清晰——它的发现，再次有力地证明了中华文明多元起源说，中华文明的起源呈现出多元一体格局，三星堆文明是中华文明的宏大交响中极其神奇而瑰丽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