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康刻本《书舶庸谭》九卷局部

　　这是一个十分奇怪的人物。

　　他是民国初北洋政府的高官，曾任清末刑部主事、北洋的大理院院长、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司法总长、财政总长。又任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上海法科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法科教授，执业律师。晚年失节任华北伪政府司法委员长、最高法院院长。着有《中国法制史讲演录》《前清法制概要》，是个地道的司法界风云人物，顶级法律大家。在同时代，论文艺界司法出身的大家，大约只有余绍宋可与之比肩。

董康临《化度寺碑》

　　余绍宋投身书画，董康却转身痴迷于古籍收藏。最著名的是从日本买书回来，访书刻书，成为藏书界一位大腕，尤其是他的《书舶庸谭》四卷，自1930年由大东书局石印面世后声誉大起。其后数度往返中日，增续修订，厘为九卷，1939年署“武进董氏诵芬室刊行”，一举奠定其不可取代的专业地位，为古籍收藏界一代名著。法学大家避居日本，往返频繁但滞留时间并不长，竟成就了一部创意十足的目录学著作且为世界叹为观止，这样的事迹，在号为俊才迭出的民国时期也不多见。

　　董康的日本访书不同于杨守敬，访求古书以旧椠孤本尤其是搜寻旧小说为主，还有访书时的吟咏诗唱，尤其是不仅以藏书更以刻书相交流。1907年陆氏皕宋楼藏书悉被卖给日本岩崎文库，海内震动，是一件近代文化史上的大事件。岛田翰撰《皕宋楼藏书源流考》，因老朋友董康善于刻书，遂寄中国请其刊印，董康并撰题识：

　　古芬未坠，异域言归，反不如台城之炬、绛云之烬，魂魄犹长守故都也！

　　这是一种好书宁愿逢火灾烧掉也不愿意流落异域的民族立场，既如此，怎会在20世纪30年代又会选择任伪职以铸成大错？人之多面多样性，于是可见一斑。

　关于董康的经历与心路历程，他在初刊本之序中有此自述：“襁褓失怙，依倚慈闱。灯影机声，饫尝艰困……此后而政变（指戊戌），而拳匪，而光复，而复辟，及其他统系战争，各役皆躬历其境。不图人心诡诈，更随世途递为崎岖……”，知其中艰难困苦，自不待言。但他好像一直有一种气结不散，不断寻找自己人生的突破口，比如他自己为避病祸赴日，不得不因生计而将“流连厂肆阅二十年”所得的家藏善本售于日本大仓氏，又卖给嘉业堂，其后有感于世道无常，藏书聚散难有定律；遂改藏书访书为刻书，“以影印异书为唯一职志”。校勘精良，纸墨佳美，一代目录版本学大师傅增湘亦誉之为“能殚毕世之功，卒成不朽之业者，同时朋辈殆鲜比伦”。以藏书访书大家，眼界既广，要求极高，变身为刻书家，自然是不肯有丝毫苟且马虎，傅增湘的评语，谅不虚妄。

　　董康在日本访书与此前的杨守敬赴日访书不同，杨守敬多从街町书肆得佳本，协助黎庶昌编《古逸丛书》，自撰《日本访书志》，基本上少有学界来往的记录。董康则身份极高，首先是“总长”位阶，故而在日本交往的，都是一代名流学者，如史学家内藤湖南、狩野直喜、盐谷温、仓石武四郎，版本目录学家长泽规矩也、田中庆太郎，宫内厅图书寮的古籍专家神田喜一郎、印刷影印专家小林忠治等，但最有意思的是，不唯藏书，即使为了刻书，董康也曾经有过交汇中日两国的几次重大举措。

　　第一，民国初影印与活字排印，中国大大落后于日本。董康对自己要影印的书大都寄到日本，找影印技术最著名的小林忠治制版后再取回印刷。这种跨国的技术交流，堪称奢侈。

　　第二，前述光绪三十三年1907皕宋楼藏书售于日本，汉学家岛田翰着《皕宋楼藏书源流考》以原稿寄返中国，求董康精心刊刻，遂至其消息驰闻于世，全国震惊，痛惜扼腕。其后再有藏书楼售于外人的动议，必遭民意舆论阻挠，借此保存了一大批珍贵的国宝级古籍，有功传统文献保护匪浅。

　　另有一些史实与传闻，也为他人所无能为，值得在此一提。

　　首先，是董康既由收书藏书转向刻书，其出手极有专业风范。他曾在北京烂漫胡同法源寺的居所内，以每月收入之三分之一，长期养成一批刻书能匠，先后达三十年，成《诵芬室丛刊》等30多种，还为吴昌绶“双照楼”、蒋汝藻“密韵楼”、陶湘“渉园”代刻书籍。其次，他在刻书技术方面不厌其精，嫌通用铅字毫无古意，为求宋版字体之美，不惜将密藏的《龙龛手鉴》《广韵》拆页作为铅字楷范，如此不惜代价精益求精，恐他人未可望及也。

　　董康以司法高官，一生竟受过两次“通缉”。第一次是民国十五年1916，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下令通缉蔡元培、董康等十一人，起因于孙传芳欲联络奉、鲁军南下抵御革命军进攻而遭社会反对事，董康即匆匆避祸日本。第二次是民国二十九年1940，董康因出任华北伪政权失其大节被国民政府通缉。抗战后因病保外就医，至1948年病死于北平，年八十二。一个曾任司法总长和最高法院院长的法律专家，却被通缉两次，人生浮沉，颠沛坎坷，亦可谓为奇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