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雕版互为因果

在研究雕版艺术的过程中，记者发现，在中国雕版艺术发展史上，佛教的影响至为关键。

由于雕版印刷术最早大量用于佛经佛画的刻印，国内现存的雕版印刷早期产品，就以佛教经像为多。这也印证了宗教宣传的需要，是促使雕版印刷技术定型的首要动力。

由于佛经版画对于弘法传教的重要功用，宋元以后直到明清，凡刻印佛经，几乎没有不附佛画插图的（本文所述及的佛经版画，就指这类佛经木刻插画，不包括其他独立于经文存在的佛教画像）。佛经版画雕刻精细，构图严谨，庄严素美，大多出于版画名家之手，是中国雕版艺术与印度佛教文化共同浇灌出的一朵奇葩，具有独特的审美和文化意蕴，并直接影响了明清时期蔚为大观的书籍所附木刻插图，成为中国欣赏性版画的鼻祖。

在历史学家看来，雕版艺术受到佛教影响的原因也很好理解，因为产生于古印度的佛教，约在公元前2世纪左右传入中国，并逐渐与中国人的礼仪习俗融合在一起，其具体表现就是印度佛教中的皈依三宝，逐渐中国化为三宝崇拜及佛经供养，而“佛、法、僧”三宝之中的“法”即指佛教经典。

中国佛学院教授白化文曾说：“供养经卷是汉传佛教在译经过程中自己慢慢摸索出来的一种供养，它带有中国固有的重视图书内在影响的思想。唐五代，上至皇帝百官、下至平民百姓，都将抄写佛经、绘制佛像作为对佛的一种功德，并以捐献数量多少为虔诚程度的标志。”

另外，印度佛教中的“法舍利”最早是将泥塑佛像等放置塔中，作为供养。与此同时，唐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四记载，义净在印度看到，不仅有“拓模泥像”，还有“或印绢纸”的印钤佛像作为法舍利放置塔中。据郭鲁柏《西域考古举要》记载，印度流行的佛像印章，“模型做自中国”。而中国近现代著名学者王国维在五代雕印的佛画《大圣毗沙门天王像》题记中说：“古人供养佛菩萨像做功德，于造像、画像外，兼有制版，盖自唐时已然。”

正是由于中国佛教徒对佛经及法舍利的大量需求，促使可大量生产的刻本佛经及捺印、雕印佛像代替费工费料的写本佛经和泥塑佛像舍入塔中作为礼敬之物。如果说中国寺庙石窟造像、壁画、雕塑等，有着来自印度佛教艺术的明显影响，钤印、雕印佛画的产生则完全源于中国化的供养方式的需求。

不仅如此，捺印佛像盛行于南北朝、隋唐时，则是利用了中国原有的印章及肖形印技术，即将佛像刻在印模上，依次在纸上轮番捺印。印模图案多种多样，既有在莲台上结跏趺坐的佛陀，也有头戴宝冠，偏袒扶膝而坐的菩萨。

20世纪初，在敦煌和新疆发现了很多晚唐时期的“捺印”佛像，这些印在纸上的佛像，大多是图像重复的“千佛像”。《中国书史》作者郑如斯、肖东发在书中所述：“这种模印的小佛像，标志着由印章至雕版的过渡形态，也可以认为是版画的起源。”

很难说雕版印刷术与佛教孰为因，孰为果，雕版印刷术一经发明，就为佛教的寺院与信徒运用作为弘法的工具。雕版印刷方法实际上是从玺印的捺印法和石刻的拓印法发展而来。据文献记载，早在初唐时期（约公元645-公元664年 ），玄奘法师曾以“回锋纸”大量刊印“普贤菩萨像”，分送信徒。所印普贤像今虽不存，但四川、甘肃、新疆、浙江等地，有许多晚唐五代“上图下文”形式的单叶印经印像传世。

自东汉历经六朝，直到唐五代，供养佛经均为“写经”，极少数附有绘写佛像。唐代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佛经”与“经变图”方有合流的趋势。由于雕版印经促成了佛经的普及化，加之佛经附插画，把“经文”变为“图像”，以图解文，利于弘法，遂使原来属于壁画传统的经变图，在佛经中寻到了新的出路。所以，我国佛经刻印甫一开始，就是“文图合一、书画并重”的。

传承保护尚需健全

由此可见，无论是雕版还是雕版艺术，其背后的历史文化价值都无法估量。不过，让李贤感到忧心的是，雕版和雕版艺术在界内虽然有非常好的口碑和地位，但是传承和保护却不是那么健全。

“很多地方的雕版艺术已经失去了传承，用来做版画的雕版更是因为很多民间艺术没落之后，成为了普通人家中的柴禾、垫板。等到一些有眼光的藏家找到的时候，破损度已经非常严重了。”李贤说，“甚至一些非常珍贵的古籍雕版，因为人们对它们了解不足，没有受到非常好的保护，可以说是雕版收藏界的巨大损失。”

其实不止是李贤这样对雕版收藏怀着满腔热情的收藏者们，国家如今也意识到这样的问题，对古籍雕版以及雕版艺术加大保护。

据记者了解，故宫博物院近年来对馆藏雕版进行了整理和保护，统计显示，现藏有23万余块雕版，以清内府雕刻居多，其中，清武英殿刻《二十四史》的雕版就有2万余块。而故宫馆藏雕版的数量为海内外古代雕版的最大遗存，且都是中国历代皇家收藏的雕版“重器”。

与此同时，作为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源地的扬州更是加大了对雕版版片的整理和收藏，光是扬州双博馆，藏有的明清古籍版片就达20余万片。另外，浙江省图书馆管理的嘉业堂藏有3万片古雕版。这些雕版目前都是“记录在册”的，但还有相当一部分古雕版没有记录在册，比如寺院藏品以及私人藏品。私人博物馆北京文津雕版博物馆馆长姜寻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其藏馆就有2万多块古雕版以及雕版残片。

业内人士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应对国内现存古代雕版进行普查，普查的对象不仅包括国有机构，还要包括一些私人藏品以及存放在寺院的佛经版、佛画版、各地年画博物馆收藏的年画版等。此外，还需制定雕版保护的统一条例，使雕版保护有据可循。同时，对重要的雕版进行补版，使现有雕版不再蒙受不必要的损失。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国家雕版数据库、编制雕版图录类工具书等。

雕版不同于书，它的研究价值不言而喻。我国资深古籍版本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翁连溪指出，故宫馆藏的2万余块清武英殿刻《二十四史》的雕版中，诸史版心上分别镌刻“乾隆四年校刊”“道光十六年重刊”，辽金元三史又有“道光四年校刊”刊记，并有书口上刻有“康熙二十五年重修”字样的书版数百块。这对考证和研究相关史书的刊刻年代有极大帮助。

或许正如姜寻说的那样，“收集的古董雕版，历代延续下来，像古老的山脉一样，它可能动不了，但已成为一种原始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