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观展指南
他们不仅是画家,也是美术教育家
回到展览的现场,我们不难发现,颜文樑与吴作人的画路、主张、性格,都不同,留给后人的印象也迥异,但共同的是,在神州板荡的年代,他们都选择了用艺术为民族命运呐喊,都选择了留洋学习美术,归国以后投身于美术教育事业。他们的理想和行为,象征了时代的精神和呼唤,也为现代中国艺术和艺术教育奠定了根基和趋向。
颜文樑对西方油画手法的传播、民族审美心理的整合进行了深入挖掘,致力于使油画语言逐渐符合东方意境的审美心态。此外,由他创办的苏州美专是中国近代美术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推动了中国现代美术教育的发展。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颜文樑以“谋艺术进步和社会改善”为己任,不仅给中国新兴的美术教育带来了新的机运和生气,也加速了西洋美术东渐中国的历史进程。
批评家们认为,颜文樑作为中国第一代具有代表性的油画家,在不断精进自己艺术造诣的同时, 他画家从教的意义是重大的。在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史上,颜文樑是与徐悲鸿、刘海粟、林风眠齐名的四大美术教育家之一,他所创办的苏州美专作为美术界四大名校之一,也无疑是中国近代美术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在近代文化史上成就了一段不容抹杀的辉煌,对奠定现代美术教育作出了重大贡献。
同时,作为一名艺术家,颜文樑并没有在纯绘画和实用美术之间划上截然的界限。在20世纪30年代, 颜文樑就敏锐地认识到实用美术的重要性。主张纯粹美术与实用美术二者兼取、相辅相成。极力主张培养中国实用美术的人才, 以帮助生产的发展,设立西画系,国画系,艺术教育系,实用美术系,艺术师范系,动画科等等专业。为20世纪初的中国培养了大批的实用美术人才,并为今天的实用美术教育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建立起了一个美术教育模式,这为集结优秀的艺术家,培养新美术的人才,传播新文化新艺术思想,发挥了积极深远的影响,这种模式仍然启迪着今天的美术界。
同时吴作人也成为现代美术教育的重要院校执掌者,开启了现代绘画和教育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新局面。
颜文樑:油画的光色与东方意蕴的完美结合
展方按照颜文樑艺术思想与创作实践的变化划分展览结构。
第一部分是颜文樑油画本土创作实践,这一时期的颜文樑潜心自学西画,喜以实物为对象进行描绘,酷爱表现室内的空间效果,聚集光束,追求光影的戏剧性。以复杂透视盒子式的室内景物为表现对象的作品,体现了画家对透视、明暗等绘画原理的深刻领悟。
1928年9月颜文樑赴法留学,在此期间,他还游历了比利时、英国、意大利等国。此一时期的颜文樑迷恋色彩,情调豁然开朗。除极少数沿用在国内的细密手法外,大部分油画色彩丰富,形体概括,凝重厚实,其用笔大异于早期创作,宽阔、有力的大笔触大色块赋予画面生气和活力。同时,在体现西欧古典艺术严谨的绘画法则之余,颜文樑还吸收了当时印象派的一些特色,即对光的细致描绘。就画面色彩的丰富而言,这些作品是他一生的一个高点。这一光色融合时期一直延续到回国后的最初几年。
1930年末颜文樑欧学归国,从时间和空间上,都使他远离了上一阶段的审美坐标。这一时期颜文樑的作品注重内蕴表达,注重特殊光色表现的亲切深邃的诗的意境, 在形色关系上,往往以色就形,强调对象的素描关系,强调对象富有叙事性的质感表现, 作品洋溢着的中国人所特有的纯真与质朴,在于作品所透露出的焕然一新的民族精神面貌与时代气息。均衡地把握了油画的光色与东方意蕴的完美结合,画家仍以相当多的篇幅去旅行写生,捕捉中国山水的光色,记录一时一地的观感心得,寄托他对自然的赤子之爱。这一时期是颜文樑绘画创作的盛期,作品数量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也是颜文樑个人风格最突出的时期。
颜文樑晚年的创作加重了东方意蕴的含量,这一时期的颜文樑构图主观化,色彩纯净概括,作品大都注重诗意的表达与境界的营造,在创作的思维模式与审美心理的构成,在具体的艺术语言与表现手法上都更加接近中国画家所具有的那种气质与禀赋。这是颜文樑既区别于又相同于其他中国西画先驱者的地方。
吴作人:法由我变,艺为人生
吴作人非常强调速写的价值,善于以线造型,对西方写生方法运用到中国画创作中进行了不懈探索。吴作人擅长于人物和肖像绘画,也有不少风景题材的油画,其中最重要的作品是《三门峡工地》(1956年)。从气势雄壮、视野开阔的画面上,不仅可以看到吴作人一贯追求的抒情韵调,而且也体现了在探索中国油画之民族化的年代里,包括吴作人在内的许多油画家所共同追求的灵魂与生命。
艺术批评家王嘉博士研究认为,吴作人的艺术人生,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1930年之前为起步阶段。1930年至1935年为游学阶段,吴作人先后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和布鲁塞尔王家美术学院,深入研究欧洲古典写实主义风格,颇受巴思天教授的教益和影响。1935年至1949年为转型阶段,吴作人应徐悲鸿函约从欧洲回国,先是在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1938年组织中央大学战地写生团赴河南潢川、商丘等地写生,并在武汉、重庆、成都等地进行抗战宣传活动。他在这个阶段不仅把学院派的艺术手法与关注现实的创作思想紧密结合在一起,而且也通过将西方油画风格与中国审美精神的融会,实现了个人艺术面貌的转型。特别是1943年至1945年在敦煌等地以及青康藏地区的旅行写生,有关油画作品如《祭青海》(1943年)、《青海市场》(1944年)、《打箭炉少女》(1944年)等,跟其在欧游时期的作品拉开了距离。1950年至1965年为油画艺术的高峰阶段,不管是静物、风景或是人物肖像作品,吴作人在油画创作中都自然地吸收了中国传统视觉因素,使之“带有中国艺术的特色和情趣”。
1965年,吴作人因心脏病住院。因为心脏病和年龄等因素,此后直至晚年,吴作人的创作重点转向中国画。他以“法由我变,艺为人生”的艺术观,循着“师造化,夺天工”的创作道路,继承和发展传统,为“中国水墨画”开拓了新的风貌,从理论和实践都走出了重大贡献。(采写 信息时报记者 冯钰 图片由广东美术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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