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当年郑振铎先生自己为公家搜集包括书画图籍在内的各类文物，也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在致徐森玉先生的那些信中，不是挖掘人脉关系以助追踪征集，甚至详列“非要不可”的名品，便是安排如何具体操作以达目标，包括商讨谈判细节条件，正如他自己所说：“我辈爱书如命，求书如渴。为人民得善本名画，即大费心力，亦将乐此不疲。”因此，对赵万里先生其人其事，无论是赞赏还是批评，都有着一般人不太容易做到的爱惜和理解之情。而那种强调文物应归国家和人民所有，当入公库保存的观点，则不仅是他们的共识，也是一种很有时代烙印的历史存在。文物古玩界前辈马宝山先生，曾在其《书画碑帖见闻录》(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4月)的《李衎〈四清图〉的风波》一文中，专记解放初因谣传由故宫散出的“东北货”元代名家李衎《四清图》卷在其手中，有关方面便让其“赶快交出” ，弄得他“寝食不安，坐卧不宁” 。直到友人告诉他：“《四清图》已有下落，惠孝同听说你蒙冤，他就把《四清图》送到团城文物处去了”，这才“如释重负”，并敢去团城见郑振铎先生：

郑振铎命我把所有的“东北货”和早存珍贵书画，全部开列清单，送文物处审批，而《四清图》的事，竟一字未提。

在这段时间里，我唯一的想法就是结束业务，回老家去种地。所以赶快选了所存珍品二十多件，最名贵的是顾恺之的《洛神图》(即《国宝荟萃》刊印的那件)，还有唐孙过庭书《景福殿赋》等等。这些珍品共写了二千七百余元，开了清单送到团城。徐邦达、张珩二位看后说：“你写的这价对吗?”(意为定价太低)我连忙说：“对!对!”

不久，“三反” 、“五反”运动起，罚了我店二千八百多元。古人云“云烟过眼” ，这句话我深有感焉。

至于熟识的朋友之间，更是直截了当。黄裳先生就在怀念郑振铎先生的《拟书话——〈西行书简〉》(收入氏著《珠还记幸(修订本)》，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4月)中，有这样的回忆：

又一次，我在来青阁买到一册宋本的《尚书图》，是南宋建阳刻本，白纸初印，有胡心耘跋，在古版画中算得是最早期的作品。西谛收古版画数十年，著有版画史图录，不能不给他看看，于是再访团城。西谛一见此书，高兴得几乎跳起来，急问在哪里买的，花了多少钱?不容分说，就做主留下，照原价由国家收购，马上送到正在举行的雕版印刷展览会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