浏阳日报记者何正章
清代以来交“皇粮国税”的证明，红军困难时期向群众借粮的借据，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粮票、布票、粮食供应证……也许你以为这是某个博物馆玻璃橱窗中的藏品，实际上，这却是浏阳一名收藏爱好者的个人珍藏。
今年55岁的谢爱国收藏各类票证已经25年，拥有的票证总数已超过6万张，从市井生活到政府公文，票证类型十分丰富，详细记录着一段历史的变迁。
“小时候，我父亲出差时，带回来各地各种面值的粮票，上面的图案十分精美，反映了社会各行各业的状态。”谈起收集票证的初衷，谢爱国坦言是因为从小的热爱。
“这些票证看似平淡无奇，却蕴藏着很多政治、经济、文化和艺术的内涵，它真切地记录着我国那段历史，是一种实物档案资料。”谢爱国说，自己平常都是利用假期，外出参加全国红色收藏、票证收藏交流大会，只要看到有关于浏阳的、反映浏阳历史文化的东西，就会买回来，有时候也会走村串户去寻找。
让谢爱国记忆深刻的是，在2000年，他买到了1955年发行的湖南省第一套通用粮票，非常珍贵。谢爱国说，当时他从别人口中了解到古港一个退休老干部家里有这样一套粮票，顿时十分兴奋，不惜走十几里山路到老干部家中求购，可惜老干部不肯卖，“后来我又连续去了两三次，老干部终于被感动，把那套粮票卖给我了。”
就这样，谢爱国的票证越攒越多。“从1993年起，25年来，一共收集了6万多张。”如今，谢爱国还将有代表性的票证分类装裱，做成了许多个专题。同时，他还有一间名为湘东票证收藏馆的工作室，将部分有代表性的票证都分类进行了装裱，小心呵护，保存得十分妥帖。记者在工作室中看到，这些收藏中，包含着大量粮票、布票、借据等票证，五花八门，包罗万象。谢爱国说，为了这些藏品，他翻阅了大量史实资料，尽量了解每一张票证的背景。
“这个是关于皇粮国税的凭据，从清代乾隆年间，到嘉庆、道光、咸丰、光绪、宣统等年间一些有代表性的农民交税的凭据。”谢爱国指着其中一个专题介绍说。
“我希望能将这些票证开一次小展览，让大家看一看自己或者是祖辈使用过的东西，亲身感受票证上的历史文化，应该会比较亲切。”看着一屋子的各类票证，谢爱国感叹，人们不仅仅经历变化，更是在变化中发展。
故事一
红军曾向群众借粮，解放后凭借据领取补偿
“这两张票证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是红色文化的一种展现。”谢爱国介绍，在众多的票证中，尤其让他钟爱的有两张：一张是浏阳县工农苏维埃政府向凤溪乡一个农民王保发借了银元十元的借据；一张是红军在浏阳境内时，为了解决粮食问题，向农民借谷的“红军临时借谷证”。
能找到这两张票证，谢爱国表示是一次巧合。“这张借据是在当时的凤溪乡一农户家买一本老书时，夹在书里无意中发现的。”记者在现场看到，借条的纸张已经泛黄，边缘有些破损，显得十分陈旧，上面用毛笔书写着：“借条，今借到本县凤溪乡王保发银圆拾圆正是实，浏阳县工农政府，一九三二年四月六日。”红军借谷证上则印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红军临时借谷证、干谷壹百斤”等字样，都是用隶书繁体字书写。
“1932年，红军击败了敌人多次的进攻和‘围剿’。当时，苏区物资匮乏，多次激战，红军损伤较重，部队供给困难，加之敌人对苏区的经济封锁，不得不向当地老百姓借钱借物，以解燃眉之急，解放后，可以凭这个票到浏阳政府领取补偿。”对于这两张票据的历史，谢爱国娓娓道来。
故事二
上世纪50年代，干部下乡搭餐也要用餐票
“我平时会跟废品收购点、纸厂的工人加强联系，让他们处理废纸的时候，帮忙留意一些票证。”谢爱国说，2000年前后，他就从大围山镇白沙造纸厂工人手里收回了一套十分有意义的餐票。
“那是由浏阳县人民政府1954年印制发行的餐票，专供县区干部下乡流动用餐使用。”谢爱国介绍，餐票分一餐、二餐、三餐共三种面额，当时正处解放初期，物资匮乏，县区干部下乡检查指导工作，一律凭餐票到农民家里就餐。
记者注意到，谢爱国说的几种餐票上，按16两制印有“凭票购买食米多少两”，并有发证单位公章、用餐人单位公章、用餐人亲笔签名或盖章等内容，餐票背面还印有注意事项。
谢爱民说，从这个可以看出当时区县干部下乡纪律的严明，现在城区公务人员下乡就餐也要使用餐票，其实与当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