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策划：温建敏
专题执行：潘玮倩
广州考古一直在发现广州。
七十多年来，一代代人用手铲释“地书”，在地下辨认出宫署与衙署、城墙与码头、古道与居址商肆、历代墓葬，让两千余年中轴未变、城址未移的羊城有了可触摸的年轮。
但广州考古很少有机会重新发现自己。
直到一批“大木箱”与“小铁箱”被重新打开。
记者获悉，2019年初，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为即将投入使用的南汉二陵博物馆文物仓库搬迁做准备，着手整理清点原库房文物，236个褐色大木箱由此启封，沉睡半个多世纪的605座墓葬出土的上万件文物再次面世。
2025年秋的“第二次开箱”，则触动历史更深处。数个绿色小铁箱内，近两百份有关20世纪五六十年代晋南朝墓葬的原始档案和公函手札被唤醒。在此后至2026年初的整理中，一份《广州河南敦和乡客村晋墓发掘报告书》，定格了南郊客村晋墓的发掘现场——
时间：1952年3月20日-27日；发掘队队长：黄文宽。
发掘计划、田野记录与测绘影像显示，从机构组织、报告编写、专家审阅到文物移交、展览，各关键环节悉数到位。这已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田野考古。客村晋墓档案资料的重新梳理，将新中国广州考古的起点定格在1952年的春季。
铁箱之中，还有一页岑仲勉先生于1952年3月31日写给广州市文教局关于客村晋墓研究和发掘报告编写意见的手札，字里行间透露出岑仲勉先生认真负责的学术态度和对初创阶段的广州考古事业的关爱之心。
容庚、商承祚、梁钊韬、岑仲勉、胡根天……翻开铁箱中的当年文管会委员名单，可见一整代岭南学术精英。古文字、金石、历史、人类学等跨界集结，铸就新中国广州考古初创阶段的学术基石。
七十余年前，前辈在田野与书斋间探寻过往；如今，后人循着手稿回望来路。广州考古学史本就是绵延的长河，这些在岁月深处被重新找回的足迹，正悄然汇入其生生不息的奔流。
1952年4月，黄文宽撰《广州河南敦和乡客村晋墓发掘报告书》封面 作者供图
追记新中国广州考古奠基人之一——黄文宽先生
□张强禄
黄文宽（1910-1989），广东新宁（今台山）人。早年执业律师，后任教于广州大学、中山大学，兼任省、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世人熟知其诗词、书法、篆刻造诣，而关于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广州现代考古起步之际所作贡献，却长期文字寥寥。
近期，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其前身可追溯至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整理晋南朝墓葬档案时，梳理出一批1952至1956年的原始资料。这批形成于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下称“市文管会”）初创期的记录，极大丰富了我们对市文管会起始阶段艰苦创业历程的认识，也让黄文宽等先生带领众人筚路蓝缕、开创事业的往昔重新浮现。
从客村晋墓的抢救性发掘，到西村窑的紧急呈文保护，再到石榴岗墓群发掘的组织协调，档案呈现的实践，为追溯广州现代考古起步留下清晰线索。
客村晋墓
1951年12月，广州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市文管会，副市长朱光兼任主任委员，聘请社会专家学者14人为委员（胡根天、商承祚、梁钊韬、黄文宽、龙庆忠、陈大年、冼玉清、容庚、岑仲勉等），委员分古建筑组（组长龙庆忠，副组长黄文宽），古文物组（组长陈大年，副组长梁钊韬），革命文物组（组长胡根天，副组长谭彼岸），秘书长前为康殷，后为黄文宽。档案显示，实际主持工作者为黄文宽。1952年8月正式办公前，市文管会最重要的考古工作是南郊客村晋墓与东郊光华医学院汉墓的抢救性发掘，队长均为黄文宽。
客村晋墓是新中国成立后广州市第一次正式考古发掘。因资料长期未正式发表，其学术价值及黄文宽在广州考古草创阶段的贡献亦未得到充分认识。结合档案与未刊资料，重温此次发掘经过，对补充广州考古学史意义重大。
从未刊稿《广州河南敦和乡客村晋墓发掘报告书》可知，该墓是因修筑公路掘破后室顶部被村民发现，而后开展抢救性发掘，发掘工作于1952年3月20日至27日进行，4月15日即完成发掘报告初稿，落款“广州敦和乡晋墓发掘队队长：黄文宽”。
1952年4月，黄文宽撰《广州河南敦和乡客村晋墓发掘报告书》结语（局部）和落款 作者供图
黄文宽此前虽未受过系统田野考古训练，发掘记录亦存在平剖面图资料不足等局限，但从发掘计划和过程、记录测绘、摄影及其初步研究等方面看，当时已属相当规范。市考古院整理晋南朝墓葬档案资料的王慧琴认为，《广州河南敦和乡客村晋墓发掘报告书》明显受胡肇椿《广州市西郊大刀山晋墓发掘报告》（1932年发表于《考古学杂志》创刊号）影响。
新中国广州市第一次正式考古发掘即取得不俗成绩，令人振奋，广州市文教局于1952年4月26日便向朱光副市长呈交“市文管会委员黄文宽负责河南晋墓发掘工作，对历史遗迹保护得力，请给予书面表扬以资鼓励由”的报告，29日即获市政府同意表彰，可见行政管理部门对这次考古工作和黄文宽的贡献非常肯定。
客村晋墓的发掘和后续研究应曾得到市文管会专家委员的指导，黄文宽在发掘报告中就提到商承祚教授说“四川汉墓砖也发现有坚牢的用语”，档案中有岑仲勉教授关于整理和研究的“工作计划的管见”手札。另有市文教局1952年5月9日陆向仓副局长向各委员发出的“兹定于五月十一日上午九时三十分在文德路中山图书馆二楼召开第三次委员会议”的通知，商讨“晋塚处理”“修订《晋墓发掘报告书》”“调查市内名胜古迹”三事。
客村晋墓发掘报告最终未能正式发表，原因虽已难确考，或与部分金饰于1952年9月展览期间被盗有关。如今随着档案与文物资料重新整理，拟定明年出版的《广州晋南朝墓（一）》将首次系统公布该墓资料，也将在某种意义上完成黄文宽当年未竟工作。
光华医学院汉墓与西村窑
1952年5月23日，光华医学院发现汉墓。黄文宽接报“当即驰往调查”，会同商承祚、容庚等确认墓葬性质后主持发掘，并于结束后的6天内完成《光华医学院汉墓发掘工作报告》，体例已趋规范。该墓因被盗扰出土遗物少，所以对墓葬的年代和性质没有像客村晋墓那样展开详细的讨论。
1952年12月1日，黄文宽奉中南文化部令，与黄美琛、李敬镒赴长沙参加考古培训。临行前的11月27日，他赴西村皇帝岗自来水厂工地调查宋代窑址；赴湘当天，即呈文请朱光由市政府出面通知自来水厂即刻停止施工。正因文管会及时介入并上报，广州西村窑这一享誉中外的北宋窑址才得以发掘、保护，未湮没于基建施工之中。
石榴岗墓群
新中国成立初期，西郊西村-西场一带是工业建设重点区域。1953年1月15日，西村士敏土厂在石榴岗（旧误作“石头岗”）修宿舍时发现木椁墓一座，已遭施工局部破坏。19日市文管会接报后即组织省、市文管会委员前往察看，认为是汉墓，随即由胡根天主持抢救性发掘，23日结束，出土器物运广州人民博物馆（广州博物馆前身），棺椁木材存六榕寺。据麦英豪回忆，此墓由他与黎金清理，1960年编《广州汉墓》时定名“石头岗1号墓”（M1097）。市文管会办公室据此成立考古组，配合基建开展调查发掘，正式拉开广州田野考古序幕。
黄文宽应于1月24日前返穗，档案显示他24日再赴工地调查，在1号墓北又发现西汉木椁墓一座，当即要求停工保护并呈报朱光，请示中南文化部批准发掘。后因石榴岗陆续发现古墓葬，且悉当时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派秘书罗哲文和清华大学教授刘致平来穗调查古建，另派秘书王毅和中南文化部科长顾铁符调查文物工作，黄文宽遂于2月9日以文管会电顾铁符“请代电报文化部核准即行清理”。因工期紧，10日市文管会召开第六次委员会议部署，11日正式发掘，当日王毅长途电话报请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核准。
发掘于4月中旬结束。麦英豪在《得失寸心知——田野考古历程的一些回忆与思考》中称，此次清理发掘秦至明代古墓共47座，这次发掘真正意义上拉开了广州大规模配合基本建设开展考古工作的序幕。黄文宽作为市文管办主事者功不可没，尽心尽责起到指导和引领作用，后续发掘过程中还见他致函粤秀师范学校、西村上村工人宿舍管理委员会、市劳动局工赈科等，就借用物资、拆墓砖、宣传《保护文物须知》等派遣麦英豪、黄美琛、郑广权等接洽的档案。
守望与薪传
档案文献昭示，黄文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艰苦岁月中尽心尽责，对广州考古与文物保护的起步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档案中还见有他咨询顾铁符后，申请增加一个名额推荐黎金参加全国第二期考古训练班的报告，可见其在人才培养上亦不遗余力，所以说他是新中国广州考古的奠基者之一实不为过。
1958年黄文宽被错划为“右派”，1979年平反，二十年间事迹鲜见报端，后人追忆多聚焦其篆刻书法。但本文所揭档案表明，即便在沉寂岁月，他对广州考古的关注也未有中断：著名地理学家曾昭璇在《宋代以前广州城历史地理》一文中提及“据黄文宽老先生告知今广东迎宾馆舞池下为西汉早期墓”；“黄文宽先生学术回顾展”亦展出有《南越文帝陵墓的发现和广州历史、地理》手稿，可见先生始终未曾远离广州考古。
不忘来时路，奋进新征程。今天，我们在尘封的档案中还原前辈的足迹，不仅是为了客观铭记先贤在初创时期的历史贡献，更是为了接续这份跨越时代的学术责任。
（作者系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
岑仲勉手札“工作计划的管见” 作者供图
关于岑仲勉教授对“客村晋墓发掘报告编写”指导意见的追记
□张强禄
岑仲勉（1886-1961）为近现代著名史学家，1948年后长期任教于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在隋唐史等领域成就斐然，与陈寅恪并称“康乐园二老”。近期，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整理1952年至1956年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市文管会”）档案资料时，发现一份岑仲勉于1952年3月31日写给广州市文教局的手札“工作计划的管见”，内容是关于客村晋墓研究和发掘报告编写的六条意见。
这份手札的发现，不仅丰富了对岑仲勉先生学术视野的认识，也呈现出广州现代考古起步阶段历史学家与田野考古工作者共同参与学科建设的真实面貌。
1951年12月，市文管会成立，聘请社会专家学者14人为委员，岑仲勉即在其列。1952年3月20日至27日，委员兼秘书黄文宽带队发掘了广州南郊客村晋墓——这是市文管会成立后广州市第一次正式考古发掘。黄文宽于4月15日即完成《广州河南敦和乡客村晋墓发掘报告书》初稿。
客村晋墓的发掘和后续研究应曾得到专家委员的指导。据档案记载，岑仲勉于1952年3月31日向市文教局雷同志提交“工作计划的管见”，就出土文物的整理、保管与研究提出六条建议。一个多月后，市文教局通知于5月11日召开第三次委员会议，专门商讨“晋塚处理”与“修订《晋墓发掘报告书》”等事项，或与此手札所提建议有关。
手札全文誊抄如下：
1、出土各物，先须洗刷干净。或刷洗时宜小心，防其脱离（如瓦釉等等）以免失去真面目。已破的粘合复原。
2、出土各物，现露放博物院桌上，殊易混乱。洁净后先制一玻璃柜分数存放，外面加锁，非研究员暂时不准取观。
3、已绘出之墓地地图及出土各物名称、位置、号数等等，应油十份，分送各研究院或将来延请之专家，以备研究时参考之用。
4、出土各物，洁净后先择要拍照，暂时不准发表。
5、研究暂分如下各项：
a、冢之建筑。
b、葬式与社会风俗等之关联（如物的位置等等）。
c、出土各物之构造：如（一）瓦之成分、工作等等。（二）金之成分、工作等等。俟各物洁净后，应有增加之处，随时增加。
大约考古工作，比较工作是重要之一端，有同地而不同用时代之比较，有不同地而不同用时代之比较，唯具博览的知识不可；现有委员或未必能全通各种，则应再延访专家担任，例如金之鉴定，就非化学专家不能做。
6、某家专家研究作出结论或论文后，应随时开会研讨，或再请专家组委会审查。
与商承祚、容庚、梁钊韬等兼具金石学或人类学背景的委员不同，岑仲勉是纯粹的历史学家，未受考古学系统训练。但其谦称“聊备参考而已”的六点“管见”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提出的，涉及出土文物的保护、保管、成分及制作工艺分析，特别是出土遗物和葬俗的比较研究，想必黄文宽在撰写发掘报告时亦有所吸纳。其中，第五条提出“比较工作是重要之一端”，并以金器鉴定为例主张延请化学专家，在1952年已展现出跨学科视野；第六条关于“随时开会研讨”的建议，也与后来围绕《晋墓发掘报告书》召开的委员会议形成呼应。一份手札足见岑仲勉教授认真负责的学术态度，和对初创阶段的广州考古事业的拳拳关爱之心。
2026年适逢岑仲勉先生诞辰140周年，南汉二陵博物馆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之际举办“旷野与书斋——广州晋南朝考古往事”的专题展览，将此手札呈现于世，谨此也表达我们对岑仲勉先生的崇敬之情。
（作者系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
打开木箱，再打开铁箱
一段悄然拼合的广州考古往事
□吕良波 王慧琴
2019年夏，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迁入大学城新址，一批封存半个世纪的木箱进入系统清点。
236个木箱保存文物10187件，涉及墓葬605座（含晋南朝墓183座）。这批20世纪五六十年代市文管会考古组发掘出土的文物，历经半个多世纪，曾辗转连平、六榕寺、罗冲围、大德路等地。
清点发现，院藏晋南朝墓出土器物资料链条不完整。按规范，同一出土单位器物应连续编号，如石头岗6号墓器物编号为“西石M6:1”“西石M6:2”等。但实际核对中部分编号断层，对比早期简报，确定存在缺失。
器物何在？档案载，20世纪50年代起市文管会发掘大量墓葬后，把部分精品移交广州博物馆（下称“广博”）展陈，其余装箱入库。在广博大力支持下我们核对找回一百多件，但距推算的千余件缺额仍有差距。
转机出现在2025年秋。
广博同仁为编纂《考古英豪——麦英豪手稿录》来院协同工作。库房里，十几个暗绿色小铁箱引发关注。
箱内所藏逾200份晋南朝墓的发掘记录、手稿及图照，不仅补充了文物线索，也还原了广州现代考古起步时期诸多细节：黄文宽在不到一个月内主持完成客村晋墓发掘，随即写就《广州河南敦和乡客村晋墓发掘报告书》，发掘科学细致，报告详细完整，附有测绘图、器物登记表等。
铁箱档案补全了关键环节，促使我院调整整理与出版计划——从仅编纂“文物图录”升格为编写系列“考古报告”，实现研究性质的飞跃。
2026年3月起，两单位继续合作，逐步清理广博库房旧木箱，同时追寻其他流转线索。
早在1996年和2001年，麦英豪先生就曾于其手书中称，整理这些资料是其“必须完成的历史责任”。如今，木箱与铁箱重新打开，不仅补全了一批墓葬的资料链条，让沉睡多年的材料重新进入学术视野，也让前辈未竟的工作，得以继续完成。
（作者吕良波系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王慧琴系该院考古研究部工作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