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立收藏的方向和体系
虽然上世纪90年代，中国就开始有企业涉足艺术品收藏，但中国的传统收藏方式是公私收藏兼备。企业收藏于中国的发展而言时间太短，加之现代资本性质的企业，在中国的形成期也比较晚，因此该领域尚未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收藏方法流程。
艺术市场专家赵力曾分析，企业收藏的发展一般会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企业负责人的个人收藏爱好形成规模之后变成企业的收藏行为。在这个阶段，艺术收藏发起人的个人趣味和方向在一定程度上会成为企业收藏的主题和未来发展的方向;第二阶段，企业收藏在数量和质量上达到一定水平后，企业收藏会与企业开展的主营业务方向产生某种关联，比如很多知名企业都有关注自己的品牌历史和文化，更有许多与之相关的收藏;第三阶段，借助企业收藏推动企业收藏制度的建设和艺术教育的发展。
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
概略的阶梯式发展是相对明确的，但过程并不泾渭分明，实际上中国三十年改革，正好到了一代和二代的交替期，而国内企业收藏也普遍处于第一和第二阶段交叉发展的过程中。所有的情况都是多元综合的，并不能用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去理解目前的局面，同时，我们也相信越来越多的艺术品购买不是纯粹的投机，不过，艺术品投资渠道在中国艺术品市场增长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在衰退时导致的市场加速下跌效应也绝对不容忽视。
学术研究一直是整个艺术生态链条的根基，而体系颇为宏大的企业收藏，其定位的切入、体系的开展、规模的构建等更需要基于美术史的价值判断，其中成功的事例藏品可与博物馆媲美，譬如上文提及的泰康收藏，还有清玩雅集等等，当然也有失败的案例，且多不枚举，根本的原因，著名书画家，同时也是书画鉴赏家的萧平先生认为是对学术的关注程度不同，“学术当然是企业收藏的根基，收藏对企业最重要的一点是要从学术的角度去关注、研究，寻找一些可靠的专家、顾问，或者是拍卖行的一些专业人员的协助，这是一条正路。”由此看来，资本前提下的学术把握是一道分水岭。
泰康企业收藏之吴作人《战地黄花分外香》
一些国际企业艺术收藏，因发展时间较早，业已形成相应的体系和规模，它们或许可为中国企业的艺术收藏提供些可借鉴的范本，其中最为著名和具有影响力的莫过于瑞银集团。瑞银的收藏是从改善和建设企业环境或企业文化着手的，他们把收藏作为企业文化建设的一部分，衍生为企业品牌建设的一环，把收藏的展示、宣传以及鉴赏作为和跨国集团不同地域和客户交流和交往的媒介，艺术为品牌服务，是瑞银艺术收藏的核心。瑞银的收藏发展到现今阶段，已经可以自给自足，不再需要花钱收集新的艺术品，无论是主现，还是客观都是一个收藏的效应，也构成了一个典型的现代企业收藏类型。
瑞银是一个极为出色的收藏案例，但并非所有的外国企业都能构建如此庞大且持续运作的体系，譬如我们所熟知的Uli Sigg 曾经所在的瑞士荣格集团，该集团成员还有好些特殊的人物，比如说前德国总理施罗德，等等，也体现出荣格集团的特殊性。但与瑞银不一样的是，荣格集团的艺术收藏并不能实现真正的独立构成，因此在遭遇金融危机时，艺术收藏作为支出板块，也被悬置暂缓。
2017年6月19日“中国二十世纪及当代艺术之夜”专场中《春蚕》以4945万元的成交价，领跑全场
这样的情况在UBS银行的案列中也有所体现——在金融危机期间，收藏艺术品的计划是最先被减掉和悬置起来的，同时他们过去收藏的艺术品也面临着无法进行公开展示的尴尬事实——当整个企业都在裁员，为什么还要花费大量的资金去展示不能带来实际回报的艺术品?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收藏的社会公用就完全丧失掉了，这都是企业收藏面临的一些具体问题，包括成熟体系中的馆藏以及新近参与的机构。
民生现代美术馆、龙美术馆、宝龙美术馆、天庆博物馆等等，耳熟能详的个人或金融机构创办的美术馆并不算少，但真正可以形成体系化收藏、深入藏品研究，并且使资源社会化的机构尚且不多。稳定持久的资金保障或者自给自足的运营模式、不为个人喜好所影响的收藏体系等等，都成为企业收藏进一步发展有待攻克的难题。
罗中立(b.1948)《春蚕》布面油画 216 × 140cm 1982
大资本、系统性等优势使得企业收藏比个人具有更大的推动和影响效能，但与此同时企业家群体的进场，推升了艺术品市场的规模和价格，其中尤其深刻的是对于买家体系结构的改变——高昂的价格，使得原本购藏相对稳定的老一辈藏家和国有博物馆被迫淡出市场。而企业家从买家到藏家的真正转化，还需一定的时间，而这样的情况将使得目前原本就小的艺术品市场，更加容易受到经济的摇摆。
中国艺术品二级市场的发展时间尚短，尤其是中国当代艺术，但在经济环境的影响下已经历过多轮洗牌，如今新一次机遇的到来，或许我们应该思考更多的是如何吸取历史的教训，以学术为支撑，培育艺术消费，增强抗跌能力，才是真正的发展和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