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妙惟肖，巧夺天工，精妙绝伦，鬼斧匠心。

　　瓷器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一个重要创造。在英文中“瓷器（china）”与中国（China）同为一词，可见中国瓷器对世界的巨大影响。而清朝时期陶瓷文化更加令人瞩目，瓷器烧造水平可谓登峰造极。

　　积数千年的经验，到了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因经济繁荣和皇帝喜好，瓷器制作的成就非常卓越，成为中国陶瓷史上最光辉灿烂的一页。今天，在沈阳故宫所有藏品中，瓷器是最具代表性的品类之一，其中清代瓷器占比大约80%，以官窑和民窑的精品为主，清代青花系列最为完整，有400多件。在这里，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精美瓷器件件都具有代表性。

　　康熙青花  独步当朝

　　历史上，各朝瓷器都有自身的特点，汉代瓷器庄重典雅，唐代瓷器雄浑大气，宋代瓷器简洁明快，明代瓷器浓艳多姿，而清代瓷器繁缛富丽。尤其是康、雍、乾三代瓷器的发展臻于鼎盛，达到历史上最高水平。

　　沈阳故宫清代藏瓷中，以康熙、雍正、乾隆“盛世三朝”为主，特别是康熙朝的青花，是独步当朝的品种，素以青花呈色纯正鲜艳、层次富于变化而负盛名。在所藏康熙官窑青花中，既有中规中矩、典雅端庄的青花番莲大盘，也有汉文化特色浓郁的“圣主得贤臣颂”笔筒，这也反映出清初统治者学习吸收汉文化，以及拉拢汉族知识分子为其统治服务的政治用心。

　　沈阳故宫所藏的康熙青花人物棒槌瓶是其中的杰作，画工细腻，人物传神，无论从画面（俗称的“刀马人”图案），还是器型（棒槌瓶），都具有康熙朝典型特征。

　　在康熙时期，逐步将景德镇御窑厂恢复完善，产品质量更加提升。所以，康熙时期在整个清代瓷器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

　　康熙十七年（1678年），派内务府官员至景德镇督造，并开创了以督窑官姓氏称呼官窑的先例。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朗廷极任江西巡抚，兼管窑务，史称“郎窑”。在其任职期间，大力推动瓷器革新，豇豆红、郎窑红、胭脂红、祭红、洒蓝、瓜皮绿、孔雀蓝等花色品种纷纷出现，争奇斗艳。珐琅彩、粉彩也是这一时期劳动人民的重大发明。

　　康熙瓷器品种繁多，千姿百态，造型普遍古拙，胎体比较厚重，同样大小的器物，要比清朝其他时期的器物重些。模仿前代名瓷也是康熙时期的生产特点。如在造型上模仿古代铜器，在风格特点上模仿各大名窑的釉色纹饰等。这种模仿，很大程度上依赖的是多种颜色釉的出现。康熙后期的瓷画风格多受当时著名画家“四王”（王时敏、王鉴、王原祁和王翚）的影响，内容多为山水松石、古装人物、神仙罗汉、仕女美妇等。

　　雍正官瓷  典雅精致

　　雍正时期的青釉烧制达到历史上最成熟阶段，更为可贵的是创制了很多名贵的新品种。

　　其官窑青花以仿明永（乐）、宣（德）青花成就最为突出，所以青花呈色多数晕散，有细笔点染痕迹。纹饰中喜用莲花，寓意“清廉”，如“一把莲”及雍正年间创烧的用于赏赐臣下的青花缠枝莲纹“赏瓶”，表明了雍正皇帝建立清明政治的决心。

　　雍正时期瓷器制作之精冠绝于各代，总体风格轻巧俊秀，精雅圆莹。这一时期的粉彩最为突出，大肆盛行，从而取代了康熙五彩的地位，成为釉上彩的主流。造型不同于前代，一改康熙时浑厚古拙之风，代之轻巧俊秀，典雅精致，外形线条柔和圆润。

　　而在这一时期，瓷器制作之所以取得巨大成绩，与一位沈阳人唐英有着极大关系。唐英是雍正、乾隆两朝的督陶官，是我国古代杰出的陶瓷艺术家。如今，但凡瓷器中涉及唐英的都是官窑，而且无一例外都是精品。

　　雍正六年（1728年），50岁的雍正颁布了一道圣旨：“唐英，内务府员外郎衔，驻景德镇御窑厂，佐理陶务，充驻厂协理官。”

　　正是由于唐英献身瓷艺，以此为乐，锲而不舍，潜心研究，甚至“杜门谢交游”，苦心竭力与工匠“同其息食者三年”，终于使青釉的烧制技术达到历史上最高水平，仿官、哥、汝、钧等名窑制品也都非常成功，许多颜色釉也在这一时期成熟起来，如祭红、祭蓝、粉青等。

　　后来，唐英在其所作的《陶成纪事》中，总结了景德镇御窑厂的主要工艺，列出57条之多。因此，乾隆时期的御窑又称为“唐窑”，这也是对唐英的最大肯定。

　　乾隆瓷器  繁琐华缛

　　乾隆时期是清代社会发展顶峰时期，御窑厂内也聚集了大量管理人才和能工巧匠，使乾隆朝的烧瓷水平又有所进步。这一时期的产品从技术上讲精工细作，不惜工本，但从艺术格调上讲却显繁琐华缛，堆砌罗列，较前朝有衰退之迹象，成为清朝制瓷业的一个转折点。

　　乾隆官窑青花则呈色稳定，造型规整，琢器数量和品种增多，像乾隆款青花云鹤爵，仿商周青铜器造型，纹饰细腻，造型优美，反映出乾隆时期对瓷器烧制技术的驾驭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阶段。乾隆官窑青花瓷器的纹样以寓意吉祥及佛教八宝纹饰常见，许多器型成为后世不断追摹仿制的样板。

　　乾隆瓷器一面保留古代的精华，一面吸收西方艺术。外观造型大部分比较规整，除常见器型外，出现了一些奇巧怪诞的物件，主要用于赏玩，被称作“浑厚不及康熙、秀美不如雍正”。此时盛行在琢器上使用转心、转颈等技艺手段，制作工艺极其精致，技术高超，仿木纹、仿竹器、仿漆器、仿金属器等，几可乱真。这与当时制瓷艺人的高超技术密不可分，他们已准确地掌握了釉料的配制和火候的控制，以达到惟妙惟肖的惊奇效果。

　　沈阳日报、沈阳网记者 陈凤军 李彤/文 李浩/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