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青铜器铭文与《诗经》诞生于同一时代——中华青铜时代，青铜器铭文中的优秀作品数量不下300篇，这些作品与《诗经》中优美的诗篇一起，构成中华青铜时代文学的双璧。商周青铜器铭文对于中华文学的最大贡献是开创了私人写作传统。私人写作的源头由晚商铭文作家开启，但真正形成私人化写作传统的还是西周作家。经过西周铭文作家近300年的努力，私人化的铭文写作传统势不可当，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作了铺垫，也为春秋以降的散文创作提供了成熟的写作经验。

　　文体高度成熟

　　青铜器铭文数量巨大，依据所反映的题材可以分为册命、奖励、纪功、分封赐采、契约、祈祷劝诫、媵器、世系八大类。册命铭文是西周青铜器铭文中的“大户”，核心内容是记叙被任命为世袭职官的荣耀。奖励铭文记叙作器者受到周王或上级奖赏的荣耀。纪功铭文最多的是记叙战功。早期纪功铭文篇幅比较短小，中后期长篇纪功铭文涌现出一大批杰出作品。分封赐采铭文记叙作器者被封为诸侯和赐予采邑的荣耀。契约铭文记载作器者与他人签订的契约协议。媵器铭文是女方长辈或兄弟辈为即将出嫁的女子制作青铜器嫁妆所撰写的铭文。世系铭文主要出现在西周中后期，是贵族世家文化积累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内容是展示列祖列宗在历史上的丰功伟绩和高尚道德，表达世系绵延不绝的美好愿望。

　　按照表现手法划分，铭文可以分为纪事体和抒情体。册命铭文、奖励铭文、纪功铭文、分封赐采铭文多属于纪事体铭文，而劝诫类铭文大多属于抒情体铭文。抒情体铭文大多采用“器主曰”形式开头。劝诫祈祷类铭文是对青铜器铭文传统的突破，标志着一些青铜器铭文作家已经不满足于在青铜器上撰写家族丰功伟绩与光宗耀祖之事，而是在探索利用这些特殊载体表达自己的思考、愿望等更加个性化的思想感情。

　　除了祈祷劝诫类铭文外，其余类型的铭文结构高度要素化。这些要素包括时间、地点、主持人、佑者、作器者、过程、重点内容、作器者感激、作器目的、作器愿望十大项。在时间要素上，西周青铜器铭文建立了年数、月数、月相、日辰的记叙模式。一个完整的时间要点记叙包括王年数、月数和月相、日辰干支。其中年数、月数用自然数字表示，月相则为既生霸、既死霸、既望、初吉表示，日辰则用六十干支表示。这是独具中国特色的记时法。在地点要素上，西周青铜器铭文用得最多的是“王在某地”，唐兰根据这个记地特点，总结出西周青铜器铭文中的“康宫”问题，从而为一大批青铜器断代提供了依据。而佑者一般是受册命或受赏赐者的上级官员；王朝册命和赏赐的主持人一般是周王，册命者往往是史官；纪功铭文中的人物往往是周王或器主的上级官员。

　　除了契约类铭文外，其他类铭文对于过程记叙都比较简略，但都注重内容记叙。册命、赏赐类铭文往往对册命赏赐令进行摘录，因而保存了大量西周王朝原始档案文献。对于作器目的，西周青铜器铭文绝大部分均有记叙。最多的是祭祀祖先神灵，其次是用于自己的日常生活和社会交往。这一部分的记叙看起来枯燥无味，刻板笨拙，实际上包含重要的历史信息，隐藏着一个家族数百年的历史。

　　后世学者根据这些信息确定铜器年代、器主身份以及与其他青铜器的关系，将一篇篇铭文联系起来，构成一个个时代的宏伟画卷。至于作器愿望记叙，看起来也是比较刻板，都是子子孙孙永宝用享，却也体现了3000年前的先人突破时空的限制表达他们万世不绝的愿望。许多铭文作家在这一部分追求语言的华美，为西周青铜器铭文典雅特质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记言技巧高超

　　西周青铜器铭文的记言已经形成独具特色的技巧，从言语记录发展到虚拟记言。手法可以分为独白记言、训令记言、对话记言、概述性记言、套转记言、选择性记言、描述性记言。独白记言在青铜器铭文中主要以“器主曰”形式出现，是虚拟的器主与祖先神灵、与不在现场的人物之间的单向对话。训令记言主要是将周王和君主的政令用“王若曰”“侯若曰”的形式记录下来。“王若曰”记言是中华文化中的独特现象，也是西周王朝档案文献的典型标志。“王若曰”记言与一般的记言有所不同，“王若曰”之后的“王的话”已经不是纯粹的王的语言，而是经过史官记录改造的语言。王所说是口语，史官记录在简册上就转化成书面语了。周恭王时期的《五祀卫鼎铭》，出现了真正的对话记言；周懿王时期的《曶鼎铭》中，对话记言比较完备。以上两例都出自契约类铭文，反映了契约类铭文对于证据完整性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