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先生是教“中国史料目录学”的，年纪在二十几至三十左右。蓬蓬勃勃的神气，严肃而带有刺激性的面孔，会教你见而生畏。每当讲书时，用一种紧急的声调，“烟士披里纯”的口吻，滔滔不绝的演述着。每一个同学，屏着气息，不敢说话，不敢笑，不敢斜视。侧耳静听，除写字的飕飕声外，一切都在沉默着……我们没有一个不是心悦诚服的接受。(夏岩《关于北大的两个青年教师》，《大学新闻周报》第2卷第18期，1935年1月14日)

赵万里先生的“中国史料目录学”，虽然只是史学入门的课程，但他将几千年来中国历史史料的来源、内容、演变、分散情形、重现经过、可靠性等等……原原本本，一五一十的介绍给这班青年史学家。也不知道他怎么对于史料这样熟，真所谓“如数家珍”。(朱海涛《北大与北大人：课程与图书》，转引自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

尽管有此种种，但对二十三岁进入国立北平图书馆任中文采访及善本考订组组长、并服务终身的赵万里先生来说，为图书馆访求、典守善本珍藏，或许才是其毕生精力和心血的真正所在;更确切地说，为了那些“宝贝”，他尽心尽力，甚至还有几乎不近情理之举。

抗日战争期间，蛰居沪上“孤岛”的郑振铎先生，在错综复杂的险恶形势下，与张菊生(元济)、张咏霓(寿镛)、何柏丞(炳松)、张凤举诸先生，共同发起组成“文献保存同志会”，为当时的中央图书馆和北平图书馆秘密收购古籍珍本，抢救在战火中流散的故家旧藏。在此过程中，得到了王伯祥、张葱玉、张耀翔夫妇、王馨迪夫妇等在沪友人的各种帮助;而北平方面，间道来沪的徐森玉先生和往返两地的赵万里先生，助力尤多。刘哲民、陈政文两先生所编《抢救祖国文献的珍贵记录——郑振铎先生书信集》(学林出版社1992年8月)一书中，“致张寿镛(咏霓)”诸信所述有关种种，并“赵万里先生昨来一函，可见其为我们得书之辛苦” 、“赵先生为我们尽力极多”诸语，皆可见当时情形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