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0日，由四川西部文献修复中心（以下简称“修复中心”）承接的宜宾市博物院《大藏经》整理、修复工作正式启动。这天清早，修复中心创始人彭德泉之子现中心主任彭克代替父亲，前往宜宾参加启动仪式。

“可以说，这批《大藏经》的发现在四川很罕见。”同日，在位于成都市龙泉驿区洛带古镇上的修复中心，彭德泉向记者介绍，这1700余册《大藏经》为明版《永乐北藏》，是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下旨雕造的，历时二十年刻成，专为全国名山大寺供奉收藏，由于战争、虫蛀、霉变等破坏，经书整体保存情况不佳，修复工作刻不容缓。

为迎接这批《大藏经》，整个修复中心正紧张地筹备着——“40后”彭德泉指导，“80后”鲁萌与施英涛分别负责技术把关，“90后”黎彦君、陈亚等人参与抢救性修复。采访中，记者发现，这群跨代“修书匠”对古籍和古籍修复有着共同的热忱，他们的成长与烦恼，也映射出一个时代的文保观念变迁。

修复师们正在进行纸质文献修复。

“倔强老头”：一辈子和书打交道

《大藏经》的发现，源于一次偶然。

2017年，宜宾市博物院学员到修复中心学习时，带来了两本古籍，被培训老师、国家级非遗项目古籍修复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杜伟生留意到疑似明代《大藏经》。得知消息彭德泉急如星火地赶到宜宾市博物院调查，还请来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专家进行鉴定。

“这可是国家文物，我没法袖手旁观！”在彭德泉和宜宾市博物院的努力下，这批濒临毁坏的《大藏经》得到了四川省文物局的关注和重视，被列入了重要的纸质文物抢救性保护修复项目。

“他和书籍打了一辈子交道，就是见不得它们遭到破坏。得了两次脑梗还坚持在修复中心工作，倔得很。”彭德泉的大女儿、龙泉驿区图书馆馆长彭红梅说。

不过用彭德泉自己的话来说，所谓“和书籍打交道”不过是先“唱书”“教书”，再“讨书”“守书”，最后“修书”“护书”。

彭德泉来自革命老区四川巴中通江县。十多岁时，彭德泉被川剧团选中，当了几年“唱书”演员后，被分到通江一所学校教书。1981年通江县图书馆缺人，34岁的彭德泉被调去该县图书馆工作。1995年，彭德泉又参与筹建了巴中市图书馆。“领导就给了我们一个公章，一块吊牌。我们到处找资金，找项目，找书。”

彭德泉苦笑道，上世纪九十年代，大家到成都、北京等地参加学术研讨会，而自己就到各个出版社“讨口”。“四川的出版社被我跑完了，那时候我们太穷了！”

眼看图书馆即将竣工，作为副馆长的彭德泉却在2005年办了离岗待退手续。“当时我的老师，国内著名的图书馆学家、文献分类学家张德芳喊我出来修书，他的原话就是‘抢一本是一本，不然历史就在我们手里湮灭了’。”

张德芳的急，来自于他长期目睹的古籍保护现状。他告诉彭德泉，四川终年气候潮湿，大量古籍因鼠啮、虫蛀、老化、絮化等原因不断消逝。

彭德泉也急，老师的话一直烙在他心里，“毕竟我也是爱书之人！”彭德泉的父辈及祖辈都是文化人，平时喜欢读书、藏书。破四旧时，父亲咬着牙把小半楼藏书都烧了，只留下一套古书。这给彭德泉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激发了他保护古籍的热情。

一心扑在古籍保护上，彭德泉与几位志同道合的老图书馆人赶到广汉，与广汉市图书馆合作，开办了一场古籍修复培训班，该培训班留下来的5名学员成了修复中心的首批员工。2008年四川西部文献修复中心广汉修复基地挂牌成立，2012年，成都修复基地成立。至今，团队成员近40人的他们已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专业纸质文献修复机构，年均修复量一千多册/件。

“他们都是对古籍有情怀的人。刚开始，工资只有几百块，甚至有时候连工资都发不起，员工就安慰我‘慢慢会变好的’。”说到这，彭德泉声音沙哑，眼眶也红了。

作为一个非盈利性质的民间组织，想拿到文物修复资质成为“正规军”很难。“有关部门提醒我们门槛很高，要有‘权威部门、权威专家的权威鉴定意见’。”彭德泉心里了然，对方是想让他知难而退，“当时还没有任何一家民营机构拥有该资质，甚至很多博物馆都没有考虑过要拿该资质。他们并不想开这个先例。”

说干就干，彭德泉背起团队修的书，到北京找权威机构鉴定。“2013年我们拿到了这个资质，比很多省市图书馆都要早。”

“小白”逆袭：11年默默坚守

鲁萌为古籍补洞。

作为团队的技术负责人，修复中心副主任鲁萌已经在这工作了11年，31岁的她是古籍修复行业里坚持最久的年轻人。2019年，鲁萌被授予“成都工匠”称号，是成都市首位修复古籍的“成都工匠”。

“鲁萌认真、好学，不仅多次参与抢救修复省内外珍藏历史文献作品，还带队研发柳构纸，获得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认可。”彭德泉评价道。

起初，鲁萌并没想到会干那么久。她大学专业是电子商务，毕业后的工作也与图书毫不相关，直到2009年，她在广汉市图书馆被古籍修复所吸引，加入彭德泉的团队。“那时整个行业十分冷门，很多人甚至以为我们是考古的、挖墓的，对纸质文物了解甚少。”有时候鲁萌跟人解释半天，对方却似懂非懂地说“你就是个‘修书匠’嘛”。

殊不知，在历史上，“修书匠”是一个高度繁荣的行业。古时图书制作难度较大，修书人地位很高。每本书，在抄写和修复完后，还会署上相关工作者的名字。

为提高技艺，鲁萌花了三年多时间前往天津、山东、北京等地学艺。2013年，她拜在了杜伟生先生门下，修复技艺日渐精进。

“我这些年，总共修复了书、字画、钱币等不同类型作品1500多册/件。”鲁萌回忆，其中印象深刻的是《唐开元九年·敦煌遗卷》写经。“它的纸张非常薄、软，整个卷面完全发皱。仅仅将卷面压平整就花了一个月，将碎渣拼接好又粘到页面，再重新取下拼接在经卷上。要是没有耐心就容易造成‘破坏性修复’。”

天性喜静的鲁萌带着团队花了6个多月才“修旧如旧”，“修复师从接手文物开始，就在跟文物对话，建立情感。这种长期的交流和对话，会在修复师心里留下很深的烙印，一辈子都忘不了。”

鲁萌把精进的技术带回修复中心，原来的不规范操作，也在鲁萌的把关下建立了标准。“以前都是我们求着别人来修书，不像现在，大多数人很尊重这个行业。”

行业的社会地位变化，也跟大众的文保意识相关。鲁萌记得，以前到一些区县图书馆取古籍时，管理员就用牛皮纸扎个包，像打包行李一样扔在角落。“我问里面有哪些书？对方摇摇头。再问里面有多少本？对方再次摇着头说道‘你们拿回去数了再来告诉我吧！’”

“相对于纸质文物，一些地方更看重贵金属、陶器、瓷器等出土文物。”鲁萌说，随着2018年播出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引起了大众对文物修复工作的关注热潮。“大家对纸质文物的保护意识越来越强。”

各怀绝技，为古籍续命的年轻人

破损的古籍。

在修复中心内，有一群青年后生，他们性格、经历、文化层次各不相同，却因对古籍修复的热爱走到了一起。

95后女孩黎彦君是因为鲁萌来到修复中心。在一次由鲁萌主持的古籍修复培训会上，黎彦君对这份工作产生了兴趣。培训刚结束，她就追着鲁萌问“能不能到修复中心实习？”

得到肯定答复后，黎彦君径直从老家来到修复中心，如今已三年有余。由于自己是个“左撇子”，刚来时又是冬天，每天都要反复练习一门基本功——剪报纸，把一张张报纸剪成一根根细条。“左手不好发挥，我就一直练，一坐就是一天。又冷又枯燥，手都冻僵了。”

不过，从小喜欢做手工的黎彦君并没有放弃。九个月后，她在没有任何参考的情况下剪出了一条直线，才有了辅助修书的资格。沉静内敛的黎彦君甚至有点“整理癖”，“看着一个个旧物被修好后，工工整整地摞在一起，感觉很减压。”

在办公室的一张长桌上，她扎着围裙，一遍遍地往褶皱的纸片上喷水，再把上面的虫蛀口补上，“仅仅这张纸，就有三十多个虫蛀孔。”黎彦君随手拿起纸张给记者瞧。这还不算最夸张的，黎彦君甚至见过虫洞被咬成梅花鹿形状，有人就把这些保护价值不高的古籍做成了一个灯罩。灯光透过灯罩，放射在墙上形成一只梅花鹿形状，别致而有趣。“当时惊呆了，感觉好浪漫！”

在修复中心，28岁的陈亚是一名聋哑人。她来到修复中心已有8年。“她很专注，比我们高效许多。”黎彦君说。

在纸质文献修复中，字画修复是很有难度的。掌握这门绝活的80后小伙施英涛把字画拿到手上，一眼就能判断真伪。来修复中心前，施英涛在北京从事摄影师工作。为了年迈的父母，他毅然决定结束北漂回川，一干就是8年。

9个月的培训期对施英涛来说，尤为漫长。作为学徒，他的工资仅一千多块，一天只吃一顿饭，“一米七几的个子当时只有110斤”。施英涛坦率地说：“即使是现在的薪资，也仅够维持家庭日常开销。但这行干久了，就有感情了，不想改行。”

“修复师的成材不是靠三五年能培养出来，需要大量修复实操工作。”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生导师、卷轴画修复师舒光强等专家认为，在新时代，如何利用新材料、新技术进行文物古籍保护的创新，如何利用B站、抖音等新媒体，让古籍会说话，成为时代课题，也是新一代人面临的考验。

视觉 / 曾 丽

审核 / 徐浩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