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寿衣沁白玉墨床(背面) 略厚于台面的足墙 “从造型学上来说,一件器物总是经历一个由简单到繁复的过程。这件器物很有明清墨床雏形的意味。” 显然,明清墨床一脉相承,已臻成熟。然而明清墨床不是凭空出现的,它一定经历了缓慢的发展过程,并且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实用起步到具有装饰性的过程。这件器物素面朝天,稳定中求轻巧,简朴中显情趣,线型在圆畅中含转折变化,两侧向下伸展的板足微向外撇,与台面形成大于90度的角度,平稳中略带书卷之气。看似一张微型平面卷曲的几案,下收触底后略微增宽,线条遒劲,刀法犀利。 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登陆保存处处长嵇若昕曾经在《宋代书案上的文房用具》提到:“明晚期以来常见的墨床、臂搁等,宋代似未发展。虽然杭州北大桥南宋墓出土的漆笔格上方凹孔呈长方形者,今人推测用以放墨,亦不可认为宋代文具已有墨床之制。而且,湖北宣化辽墓壁画上,墨常置于砚面,传刘松年所绘《撵茶图》中的墨也斜置于风字砚旁,皆可辅证。”然这种相互辅证虽不算孤例,也不能作为文房家族里缺少墨床的十足依据。毕竟两个例证都让墨块儿缺少承载之物,墨床的滥觞便可能由此起步。有宋一代,墨床或成为少数文人雅士的尝试。 “这件器物更具备宋人的审美情趣。” 与墨床更接近的是砚台,因为在墨床没有出现以前,砚台曾经兼具了墨床的作用:让墨锭躺在砚面上。宋代砚台最具特征的是外形轮廓朴素大方,实用、雅观的抄手砚。那件小器物也具有抄手之神韵:也许受到板足支撑,微微隆起的台面留下的空隙更像宋砚的抄手。我们知道宋代上至皇帝下至文人墨客,都醉心于风花雪月,同时代的砚台也不同程度地受到熏染。文人砚形神兼备,其线条、块面之疏密高低,刀法简练流畅。从总体来看,宋代的工艺美术较之前代的唐代,或者较之后代的明清,更讲求品格,追求境界、注重实用、做工精良、清新典雅。与宋代相比较,前后朝代都具迂腐的社会审美情节,追求繁缛的风格。如果再举审美的例子,就首推被后世推崇的宋代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的汝窑。它“大巧不工”、“返璞归真”,釉面青光莹莹、素雅清淡,被徽宗皇帝视为神品。也许正是没有过多的雕琢与妖艳,只以温润如玉的质地、平淡自然的情趣,成为那个时代清雅含蓄、不事张扬的精神符号。在一个重文轻武,文士阶层地位相当高的宋代,要例举文人审美的例子,一定不胜枚举。文人化的社会取向,追求文雅的风格,使得宋代文人崇雅黜俗。 宋寿衣沁白玉墨床 紫红的沁色呈发散的圆形 “这件器物的老化程度仿佛历经数千年,与玲珑剔透明清玉质墨床相比有天壤之别。” 该件器物的质地应为玉质。在没有科学鉴定的前提下,更倾向于是一种地方玉质。虽然表面已经形成一层致密的膜,但在侧光下仍能明显感受到蜡质的光泽。用10倍放大镜细查,可以看见不规则的细微加工磨痕,这是现代电动工具加工所无法仿制的特征。虽然显示出失透的状态,但用强光照射仍可穿透。由于已呈石灰沁或鸡骨白的特征,显示其年代久远。而且这种久远已经不是宋代所能挡得住的,它的物理特征已经很接近文化期时代,比如良渚文化古玉在自然环境下形成的玉质白化。如果加以想象,不排除是宋代文人发幽古之情,将高古的玉器改制成此。由于透闪石内部的结晶水逐步失去,一般会经历红化、失透、白化的渐变过程,再经过阴干和恢复一些硬度后,经过盘玩,人的汗液和油脂沁入后会逐渐恢复莹润,颜色也会逐渐变红。 当然,拍卖公司将这块古玉上微微散发的紫红色形状定为“寿衣沁”,认为是“寿衣”的色沁进入玉里,显然在情理之中。同时我们还看到,这种紫红色沁斑呈现圆形并微微扩散,让人想见,当年可能在上面放置圆形的一块朱砂墨锭,系朱砂沁使然。当然,上述均是依据表象的一种推测。 总之,这是一块年代久远的老玉制作的器物呈现在眼前,它趋向于宋代文人的审美,它的制式和功能更接近于墨床。于是就根据个人的理解做了上述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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