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真赝问题推向极致

　　达利奇美术馆的收藏是在18世纪晚期由艺术商诺尔·德森凡斯(Noel Desenfans)和弗朗西斯·布尔乔亚(Francis Bourgeois)爵士完成的，他们当时在为波兰国王采购绘画。但不久之后，波兰遭受了灭国之灾，而这批收藏也因此流落到达利奇学院，安置于约翰·索恩(John Soane)爵士设计的美术馆中。弗朗西斯·布尔乔亚当时希望这批收藏能够“经得起公众的检验”。

　　尽管达利奇美术馆的艺术珍藏之中不乏举世瞩目的杰作。但美术馆馆长伊恩·迪贾汀(Ian Djardin)也不得不应付对于馆藏中部分争议画作的质疑。举例来说，人们曾经相信达利奇画廊收藏有5幅提香作品，而今没有一幅可以归于提香名下，只有一幅《维纳斯和阿多尼斯》(Venus and Adonis)被视为提香工作室出产的一个较好版本。此外，美术馆曾经拥有5幅凡·戴克的作品，而今只有一幅毫无争议，另外4幅的标注分别为：“凡·戴克工作室作品”，“归于凡·戴克名下”，“仿凡·戴克作品”和“根据凡·戴克风格绘制作品”。

　　或许，在艺术界的学术领域，这样的关于特定作品的争论和反复并非特例。事实上，所有的艺术收藏都必须面对真赝问题的拷问，而达利奇美术馆却通过这样一场展览将其推向了极致。

　　“中国制造：道格·菲什伯恩计划”将探讨原作和赝品之间的关系，以及艺术作品商品的角色，这一角色在全球化的当代艺术领域已经愈发彰显。

艺术家试图以“中国制造”这个标题来挑战人们心中便宜货的概念。

　　关于展览的标题“中国制造”，菲什伯恩坦承是在挑战人们心中便宜货的概念。一般西方人看来，“中国制造”就意味着价格便宜，但质量则未必能够得到保障。与此同时，“西方人也担心中国制造的商品会充斥市场，就像他们害怕中国的崛起一样，” 菲什伯恩表示，“因此，本次展览就将一幅中国制造的便宜货混进大师杰作之中，想必会让一些人如坐针毡。”

　　所有作品都可疑起来

　　达利奇美术馆更期待着这个计划能够吸引更多观众对于美术馆的兴趣，让观众和展品产生互动。“总是达利奇美术馆拥有诸多大师杰作，大部分观众观展时都是走马观花，”美术馆馆长迪贾汀表示，“他们在每幅作品前停留的时间不会超过一分钟，有时候甚至瞄两眼就走，极少有人停下脚步认真欣赏，实在让人觉得有些心疼。”策展人布雷也希望复制品不太容易被发现，“这样，观众就有机会仔细观察没一幅作品。甚至看到这些画作因历史沿革而产生的裂痕。”

　　某种程度来说，它已经成功了。

　　“当我面对阿尔伯特·库普(Aelbert Cuyp)的作品《牧民和牛》(Herdsmen with Cows，1645)时，我从未如此认真地观察过他描绘乳房的方式。”《电讯报》(Telegraph)记者阿拉斯泰尔·斯玛特(Alastair Smart)描绘了他观展的感受，“墙上的文字显得那么遥远，我们只需要关注眼前的画布，我们仅需要凭自己的眼睛去见证。”

　　将一幅复制品混在美术馆里，将会改变参观者欣赏作品的视角和态度。观众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判断，而非盲信美术馆的权威。一方面，美术馆空间为这件复制品提供了被欣赏的机会。如果有专家能够找出这件作品，我不会感到惊讶，但它确实也画的不错，并且能够让人感到疑惑。有一件赝品混在美术馆里，会让所有的作品都显得可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