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寿衣沁白玉墨床（背面） 略厚于台面的足墙

　　“从造型学上来说，一件器物总是经历一个由简单到繁复的过程。这件器物很有明清墨床雏形的意味。”　　

　　显然，明清墨床一脉相承，已臻成熟。然而明清墨床不是凭空出现的，它一定经历了缓慢的发展过程，并且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实用起步到具有装饰性的过程。这件器物素面朝天，稳定中求轻巧，简朴中显情趣，线型在圆畅中含转折变化，两侧向下伸展的板足微向外撇，与台面形成大于90度的角度，平稳中略带书卷之气。看似一张微型平面卷曲的几案，下收触底后略微增宽，线条遒劲，刀法犀利。

　　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登陆保存处处长嵇若昕曾经在《宋代书案上的文房用具》提到：“明晚期以来常见的墨床、臂搁等，宋代似未发展。虽然杭州北大桥南宋墓出土的漆笔格上方凹孔呈长方形者，今人推测用以放墨，亦不可认为宋代文具已有墨床之制。而且，湖北宣化辽墓壁画上，墨常置于砚面，传刘松年所绘《撵茶图》中的墨也斜置于风字砚旁，皆可辅证。”然这种相互辅证虽不算孤例，也不能作为文房家族里缺少墨床的十足依据。毕竟两个例证都让墨块儿缺少承载之物，墨床的滥觞便可能由此起步。有宋一代，墨床或成为少数文人雅士的尝试。

　　“这件器物更具备宋人的审美情趣。”　　

　　与墨床更接近的是砚台，因为在墨床没有出现以前，砚台曾经兼具了墨床的作用：让墨锭躺在砚面上。宋代砚台最具特征的是外形轮廓朴素大方，实用、雅观的抄手砚。那件小器物也具有抄手之神韵：也许受到板足支撑，微微隆起的台面留下的空隙更像宋砚的抄手。我们知道宋代上至皇帝下至文人墨客，都醉心于风花雪月，同时代的砚台也不同程度地受到熏染。文人砚形神兼备，其线条、块面之疏密高低，刀法简练流畅。从总体来看，宋代的工艺美术较之前代的唐代，或者较之后代的明清，更讲求品格，追求境界、注重实用、做工精良、清新典雅。与宋代相比较，前后朝代都具迂腐的社会审美情节，追求繁缛的风格。如果再举审美的例子，就首推被后世推崇的宋代制瓷工艺的最高水平的汝窑。它“大巧不工”、“返璞归真”，釉面青光莹莹、素雅清淡，被徽宗皇帝视为神品。也许正是没有过多的雕琢与妖艳，只以温润如玉的质地、平淡自然的情趣，成为那个时代清雅含蓄、不事张扬的精神符号。在一个重文轻武，文士阶层地位相当高的宋代，要例举文人审美的例子，一定不胜枚举。文人化的社会取向，追求文雅的风格，使得宋代文人崇雅黜俗。

宋寿衣沁白玉墨床 紫红的沁色呈发散的圆形

　　“这件器物的老化程度仿佛历经数千年，与玲珑剔透明清玉质墨床相比有天壤之别。”　　

　　该件器物的质地应为玉质。在没有科学鉴定的前提下，更倾向于是一种地方玉质。虽然表面已经形成一层致密的膜，但在侧光下仍能明显感受到蜡质的光泽。用10倍放大镜细查，可以看见不规则的细微加工磨痕，这是现代电动工具加工所无法仿制的特征。虽然显示出失透的状态，但用强光照射仍可穿透。由于已呈石灰沁或鸡骨白的特征，显示其年代久远。而且这种久远已经不是宋代所能挡得住的，它的物理特征已经很接近文化期时代，比如良渚文化古玉在自然环境下形成的玉质白化。如果加以想象，不排除是宋代文人发幽古之情，将高古的玉器改制成此。由于透闪石内部的结晶水逐步失去，一般会经历红化、失透、白化的渐变过程，再经过阴干和恢复一些硬度后，经过盘玩，人的汗液和油脂沁入后会逐渐恢复莹润，颜色也会逐渐变红。

　　当然，拍卖公司将这块古玉上微微散发的紫红色形状定为“寿衣沁”，认为是“寿衣”的色沁进入玉里，显然在情理之中。同时我们还看到，这种紫红色沁斑呈现圆形并微微扩散，让人想见，当年可能在上面放置圆形的一块朱砂墨锭，系朱砂沁使然。当然，上述均是依据表象的一种推测。

　　总之，这是一块年代久远的老玉制作的器物呈现在眼前，它趋向于宋代文人的审美，它的制式和功能更接近于墨床。于是就根据个人的理解做了上述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