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东军次”款端砚拓片

　　王先生特别强调“明朝设在辽东地区的军政机构”、“ 大量的武装移民”，才会产生“军次”。他认为“辽东军次”或“辽东，军次” 发生在明朝是符合逻辑的，其他解读是牵强和偏离的。据此，他认为砚的主人很可能正是在明朝卫所体制下的朝廷命官或迁移来的客居者。

　　如若上述判断正确，那么这方砚台的刊刻时间至少在万历18年，往前推60年可能，但不能往后推。因为刻铭中的干支纪年为“庚寅夏月”，已查知，明代最后一个庚寅年是1590年，即万历18年。往后再数一个甲子60年即是1650年，已经改朝换代到了满清顺治7年。

　　再者，王先生认为，该砚盒的设计者在平素的砚板上，让半月形的墨池与孤云相伴是有一番孤心匠意的。作者试图反映一个特定时期的历史事件，也是当时人物的心灵写照。“云”和“月”很容易使人联想“愁云惨淡”、“ “空城淡月”，一幅凄冷寂寥伴随着戍守的艰辛和忧国的情调油然而生，真乃“八千里路云和月”啊!

　　最后，该砚上的某些元素具有明代特征，其中云纹是团云纹，呈现鲜明的平面组合性，系明代的表现方式;到了清代，为了强调云形云态的流转飘逸，已经出现了繁复的叠云纹。同时该砚干练素雅极具个性化，没有堆砌，不事雕琢，精炼的制作配以简单的文字和花卉完成了一个富有灵魂的创作题材，使观者触及一个文人的心性。我们看到，砚的周圈与墨池边缘却起一条纤细而挺括的线条;以刀代笔，在盒盖的底部刻一束孤兰，一种独处幽谷，洁身自好的情怀表露无遗;“得芝兰气，结翰墨缘”是活脱脱的的文人情节。集诗、书、画、雕刻、金石诸多艺术于一身，这是一个典型的文人用砚。尤其让人遥想——一个动荡不安的环境和处所、危机随时来临并且可能充满杀戮!一个怀有文人气质的人究竟如何身处其中?这里面有多大的反差和需要多大的勇气!

　　我们知道，朱墨是皇帝御笔朱批或者元旦开笔书“福”等情况下使用，也适应做画及圈点批文等实际需要。这方砚台就上残留了非常顽固的朱砂墨迹。 也许砚台的主人应该是朝廷派在辽东的高官，使用红色朱砂，系他圈点批文。然而砚台上的落款并没有明示砚主人的字或者号，仅落下“三槐氏”。经查证，三槐氏系王氏子孙繁衍最大的支派，在《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的王氏家谱目录中，冠以“三槐堂”堂号的家谱目录，占有堂号的王氏家谱总数的40%左右。本支王氏，是太原王氏的分支，系由爵位而来，意指“帝王之裔”或“王家之后”。

　　王先生自认为，这是一个很主观和很抽象的诠释，说理并不充分，硬是要把一个孤傲清高的文人造诣牵强附会于一个重大的历史背景里面。但是也不愿意让自己的想象力太平庸。毕竟“辽东军次”的指向，需要我们去解读一段历史，而且这段历史非同小可：因为有史料记载，明朝的力量大都损失在了辽东（援朝平倭和建州女真部叛乱），并且因为辽东的军事崩溃才导致一代王朝的覆灭。同时这款让人争论不休的小砚，它在制作工艺方面的独具匠心，砚盖上的娟秀刻铭赋予了该砚丰富的文化内涵，都使其具有了较高的艺术鉴赏价值和收藏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