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顺便一记的是：笔者昔日曾当面问过黄裳先生，上世纪五十年代他还将另一珍稀稿本《远山堂曲品》捐入北京图书馆，是否也是郑振铎先生的意思?回答为“不是” 。谢国桢先生在《怀念版本学家赵万里先生》(收入氏著《瓜蒂庵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9月)一文中的记述则为：

一九五八年我从南开调到北京科研机关从事研究工作，与君和向达(觉明)先生来往尤密。我是喜欢收藏书籍的人……偶然遇到两三种善本，如陈梦雷《松鹤山房诗集》，以及南宋袖珍刻本《宋名臣言行录》，斐云兄说：“这些书非归北京图书馆不可。”我只得把它们献给公家了。

自然，也有“不买账”的事。郑重先生在“中国文博名家画传”《徐森玉》(文物出版社2007年3月)一书中,记1962年赵万里先生来沪,到文管会拜访前辈徐森玉先生,谈起流落在外的宋龙舒郡斋刻本《王文公文集》残帙的收购事宜,赵氏提出: “《王文公文集》要拿到北京去。徐森老,你一直是北京图书馆的保护神,这件东西一定要给北京图书馆。”没想到，“听了这话，徐森玉一下子从椅子上站起来：‘你放屁，你只知道什么都弄到北京去。做梦，绝对不行。’谢稚柳在旁边打圆场，说：‘八字还没一撇，你们闹什么。森老，你坐下来。’徐森玉坐下来，赵万里跑到徐森玉身边，也坐下来，用手摸摸徐森玉的光头，说：‘平平气，平平气，以后再谈。’徐森玉说：‘没什么好谈的!’”对赵氏这种“什么都要弄到北京去”的做法，黄裳先生也很不以为然。《来燕榭读书记》(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3月)所收明万历本《利器解》一书的跋语中，就特别提到：“赵斐云南来，闻石麒告以此书端末。大呼如此好书，何不归伊。倩石麒向余索观，余则靳而不与。非秘惜此书，实厌其为人耳。”但对其学识水平，则十分认可：

十年前海宁赵万里来斋中观书，示以此册及李因竹笑轩吟草三集。斐云欢喜赞叹，出小册录行款序跋而去，而于他旧刻不如是之重也。斐云知书，更好诗余。湘蘋青玉案满江红诸调，都能默诵。得此真赏，亦足快心。(清顺治本《拙政园诗余》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