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亢德（1908－1983）（作者供图）

1966年，我妹妹工作的上海吴泾化工厂来抄家，把父亲留存的跟鲁迅和其他一些作家如郭沫若、茅盾等人的通信、手稿等物件全部拿走。1978年，父亲平反，于1983年去世，去世前听到“抄家物资可能会发还”的传闻，便告诉跟他一起生活的大弟弟，记忆中被抄书信和手稿的名称。1984年5月，弟弟向单位所在地的奉贤县委和县政府写信，再次要求发还抄家物资，并根据父亲的交代开列了被抄走的名人书稿和信件，其中就有鲁迅和陈独秀等名家给父亲的信件。

1984或1985年，上海举办了抄家物资发还大会。会议很隆重，还有媒体报道。我家确实领回了一些物件。可惜，发还的远远不如抄走的多。抄家时不准写清单，发还时倒是有清单，遗憾的是里面并不包括鲁迅、陈独秀和其他一些著名人士给父亲的信。

出乎我们的意料，30年后，鲁迅给父亲的信再度浮出水面，居然是在2013年11月19日的嘉德拍卖会上， 同时在这次会上拍卖的居然还有一起被抄走的陈独秀给我父亲的信。

我当时人在美国。有个朋友在美国时间11月19日（即中国时间11月20日）通过电子邮件发给我华东师范大学陈子善先生的一段话：“北京‘嘉德’秋拍会上，一纸鲁迅1934年6月8日致陶亢德函，以570万元高价拍出。此信共220字（不含标点），平均每字近26000元，再加上佣金（655.5万），可谓一字三万金矣。鲁迅致陶亢德函现存共19通，绝大部分已由公家收藏，流传在外仅此一通。以鲁迅的崇高地位，这次拍卖可算物有所值了。”

又过一天，哥哥说，侄子发现11月21日的《成都商报》对嘉德拍卖有详细报道，不仅全文收录陈子善的这篇微博，还引用嘉德古籍善本部高级业务经理宋皓的话，说“这件拍品是从一位收藏家中好不容易征集来的”。

我们家人都想知道，父亲从来没有出卖过鲁迅给他的信，这位收藏家是从哪里得到的这封信？其次，陈子善先生怎么知道鲁迅给我父亲的信只有一封流通在外？第三，嘉德拍卖公司有责任确定文物的真伪和来源的可靠，他们绕过我们家属的做法是否妥当？

这时候，朋友又发来惊人消息：这封信是假的！原来他把嘉德拍卖的信跟1979年10月北京文物出版社出版、根据手稿原件影印的《鲁迅手稿全集·书信》对比，发现原件是没有称谓的，而且字迹也不像。看来这就是陈子善所说鲁迅给父亲的信留存19封的依据。但它们并不能证明“只有一通流传在外”的说法。鲁迅书信第五册目录第九页第一行就是《致陶亢德》，页码为168，内容跟嘉德拍卖的那一封基本一致，只是少了嘉德那封的“亢德先生”四个字。影印集目录里明确注明此信“缺称谓”。

我向北京鲁迅博物馆黄乔生副馆长请教有关鲁迅给父亲的信的情况。黄副馆长回信称，他“查了文物保管部的档案。鲁迅先生致陶老先生的书信14通，是1959年由鲁迅研究专家王士菁先生转来的，其中没有1934年6月8日这一封”。他还说，“为什么当时收入手稿全集时隐去了称谓？不得其解。”我又上网查《鲁迅书信集》，发现鲁迅给别人，如林语堂、郁达夫、王志之等人写信时也有隐去称谓的情况。19封信，只有一封没有称谓，看来这是当年的实际情况，不可能是有意隐去。那么嘉德拍卖的那封信怎么会出现了称谓？

前面提到，北京鲁迅博物馆有14封鲁迅给父亲的信，而《鲁迅手稿全集·书信》影印本里有19封。推算下来，我父亲留下了5封，其中一封被母亲送给了本家，一封夹在旧书里被卖掉，经人发现后由上海鲁迅纪念馆收藏。可见抄家时被人拿走了3封。

嘉德拍卖的那封信究竟是真是假？鲁迅博物馆资料部主任刘思源对嘉德拍出的《致陶亢德信札》的真伪提出过质疑。“三十多年前出的影印图书《鲁迅手稿全集》，已经收了跟拍出的这封信内容一模一样的信件，我看了图，文字飞动自如，我相信那才是原件。而拍出的这封信的字迹痴肥沉滞，我估计是手写模仿，一看就不是鲁迅的字。”（《北京日报》2014年1月23日17版，陈涛、王国强《名人手迹拍卖的骚动与纷争》）

我不是笔迹专家，无法做出判断。但我认为，没有称谓的才是真的。我还认为鲁迅没写称谓有其道理，因为他在两天前已经写了一封谈如何学日文的信。这两封信都是跟我父亲讨论日文学习的问题，属于私人交流，不必拘泥形式。他写了第一封，觉得言犹未尽，于是提笔写了第二封。后者是前信的续篇，他用了一个前辈的口气，可以不写“亢德先生”了。

我在意的是陈子善先生和匡时拍卖董国强先生“只有一通流失在外”的那句话。因为经推算，抄走三封信，1972年顾廷龙先生上交给上海鲁迅纪念馆一封，就算嘉德拍卖那封是真的，应该还有一封流失在外。这封信在哪里？2013年媒体报道嘉德拍卖情况后，父亲故乡绍兴的鲁迅纪念馆原馆长裘士雄先生曾对记者说，“从鲁迅纪念馆的资料记载，1953年4月12日，陶亢德向该馆捐赠了鲁迅的4封书信，其中两封是写给林语堂的。不过遗憾的是，其中并没有鲁迅写给陶亢德的”（今日绍兴网）。然而，2015年9月26日的“浙江新闻”却又在《鲁迅诞辰134周年纪念日两封信首展》一文中提到“1934年5月16日鲁迅致陶亢德的信为首次展出”。这封信是从哪里来的，是我们母亲送给本家的那一封吗？如是，抄走未还的那一封在哪里？如果不是本家的那一封，这封信又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给绍兴纪念馆写信询问。可惜，至今没有得到回音。

我很感谢赵武平先生，他在知道情况后马上写了《也谈鲁迅致陶亢德的信》，怀疑这是否为抄家物资，并且介绍个别名家被抄走宝贵资料的情况。如鲁迅给赵家璧的信到了上海鲁迅纪念馆。实际上，对于当年大量被非法抄走的财物，恐怕很少人知道它们的真正下落。五十年过去了，当年抄家的对象绝大多数人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他们的子女也多半进入了耄耋之年，这些物资开始浮出水面。2012年有周作人撰写、鲁迅批校的《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手稿，2013年有鲁迅给陶亢德的信。其实还有陈独秀给陶亢德的信，也是抄家后没有发还的材料之一。蹊跷的是，拍卖公司并未说明是谁收藏了陈独秀给父亲的信。我们却很好奇，他跟拥有鲁迅给陶亢德的信的“资深收藏家”是同一个人吗？我父亲从未出卖过陈独秀给他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