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英：以史为鉴的收藏

原标题：田家英：以史为鉴的收藏

解宏乾

玩物不必丧志，收藏乃见情怀。《着迷：那些有态度的收藏家》讲述的是那些“非职业收藏家”的收藏故事。本文摘选自书中有关田家英的章节。

田家英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历经18个春秋。1966年，含冤逝世。直至1980年平反，封存长达14年的田家英遗物被退还家属，自此小莽苍苍斋的藏品才得以重见天日。

人们都知道田家英因学养好、爱读书，深得毛泽东的器重和欣赏，曾戏言田家英将来的墓碑上镌以“读书人之墓”最为贴切。殊不知田家英收藏上也自成体系，通过十几年的搜寻，收得清代文人学者墨迹2000余件。据田家英二女婿、国家博物馆研究员陈烈先生的不完全统计，“文革”后保存至今的藏品还有1500余件，包括信札、书札、手卷、手稿、楹联、条幅等，涉及清代学者500余位，其中不乏谭嗣同、梁启超、康有为、王国维、袁枚、邓石如、吴昌硕、蒲松龄、顾贞观、金农、林则徐、刘墉、龚自珍等各个领域的名家。

“小莽苍苍斋”是田家英的书斋名，源于谭嗣同的“莽苍苍斋”。田家英敬佩谭氏的骨气，所以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小莽苍苍斋”，他曾解释说：“‘莽苍’是博大宽阔、一览无际之意，‘小莽苍苍’以小见大，对立统一。”

回忆起父亲，田家英的二女儿曾自感叹：“其实很多人都说我父亲率真的性格并不适合当秘书，他的志向是修清史、做学问。”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田家英嘱托梅行镌刻一枚印章“京兆书生”，边款便是他那年所作的一首诗：“十年京兆一书生，爱书爱字不爱名；一饭膏粱颇不薄，惭愧万家百姓心。”

但田家英自幼修史的志向一直没能实现，而是将其寄托在了收藏清代学者墨迹之上。陈烈形容：“如今我们翻阅这批墨迹，有如翻阅一部近代历史的图卷。这里有太平天国、甲午战争、义和团等重大历史事件的史料，也有文字狱、评点《红楼梦》的记载。”

小莽苍苍斋收藏重见天日

田家英，原名曾正昌，四川成都人。1937年，15岁的他便奔赴延安参加革命。1948年起，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担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中央政治局主席秘书、主席办公厅副主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等职务。1966年5月去世时，田家英年仅44岁，而他的遗物以及小莽苍苍斋的收藏也一直被封存在中南海永福堂中长达14年之久。

1980年，田家英得以平反昭雪。“当时，我母亲接到中央办公厅的一个电话，‘退生活用品’。”曾自回忆起当时情景依然历历在目，“我随母亲来到中南海，通报了姓名，有人把我们带到永福堂。然后来了一队解放军，一辆大卡车，就往上搬，上面的土有一寸厚。”最后，田家英的夫人董边默默地在几十页遗物点交清单上签了字。

起初，整理这些清代墨迹，陈烈心存疑惑：“我刚开始接触时，一点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就是一大堆东西。田家英先生的笔记是没有退回的。所以一开始整理这些藏品就是摸索着，不明白他当初为什么要收藏这些人的墨迹。如果是为了欣赏，不应该收藏这些人的，因为当时有很多收藏书画的，都是收书画方面的名家，而不是这些学者。经过这二三十年的整理和采访，才一点点理清楚，这些收藏远比那些书画名家的作品更具历史价值，且田家英的收藏也是非常系统的，在这一类藏家中可以说首屈一指。”

收藏源于修清史的夙愿

谈到田家英的收藏，不得不从延安时期说起。田家英在去延安之前，在四川当地已经小有名气，发表了大量的杂文、小说、评论等，而且在《华西日报》上和别人辩论，那时他才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田家英3岁丧父，9岁失母，原本殷实的家境日渐败落。他12岁辍学当学徒，15岁靠稿酬收入独立生活，考上了中学。然而仅仅过了一年，就因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被校方开除。算下来，他在校学习的时间总共不过6年。他的学识，主要靠自学得来。

15岁，田家英来到延安投身革命，就读于陕北公学。两年后，因其学识广泛，加之当时延安教员紧缺，而被破格提为教员，教授文史。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田家英常常在《解放日报》发表杂文，其中因《从侯方域说起》一文被毛泽东注意到，请他给刚从苏联留学回来的毛岸英当老师。

在杨家岭中央图书馆，田家英反复阅读了20世纪20年代萧一山撰写的《清代通史》。但由于受当时条件限制，大量新发现的史料和研究成果未能加以采用，给这部书留下很多遗憾。田家英那时就立志写一部清史，因为萧一山写《清代通史》的时候，也仅20多岁。

1949年，北京解放。那时北京城的旧书摊比比皆是，琉璃厂、西单、东单、东安市场、前门、隆福寺都不难见到，不但书多，价格也便宜。对于酷爱读书的田家英，真是天赐良机，闲暇时光，几乎都沉浸在书中。大女儿曾立回忆：“当时我父亲住在中南海永福堂，母亲是《中国妇女》杂志社的社长，为了工作方便带着我和保姆在灯市口住。我父亲天天晚上吃完晚饭，就来灯市口看望我们。这一路上，经过王府井、东单等地的一些书铺，常常抱着一捆书回来。”

此时，田家英逛书店，还承担着为毛泽东置办个人图书室的重任。凡买来的书，首先看主席那里是否有。一次，合作总社的邓洁告诉田家英，他们从没收的敌伪财产中发现了一部乾隆武英殿本的二十四史。田家英得知，虽然也一直梦想有一套二十四史，但想到主席还没有，立即差人取回送去。毛泽东极其钟爱这部书，20世纪90年代线装书局便根据这部经毛泽东评点的史籍，影印出版了《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

在逛旧书摊的过程中，田家英发现，在一堆堆的旧书中，时常能够见到一些清人留下的信札、笔记等。这再次勾起了他一直对清史的兴趣，开始有意购买。曾立记得，每到放寒暑假期间，父亲都会时常带上她和妹妹一起去逛旧书摊。“西单、东安市场、琉璃厂都是他经常出没的地方。好几次毛泽东有事找他，都是让卫士把电话直接打到琉璃厂的书店或者古玩店。那时，他领着我们，从中南海东门出来，穿过故宫的筒子河，一直走到王府井东安市场，路上给我们买个冰棍，还边走边讲故事。他特别爱讲古代的笑话，都是《笑林广记》这些笑话集里面的，我们一边听一边笑。那时候，东安市场、西单商场都是一个摊一个摊的，里面像小胡同似的，很多很多的旧书摊，卖旧书信的可多了，几毛钱一封。他就在那一张一张翻，看上很长时间。”

田家英刚开始收这些信札、册页的时候，是见到就买。收的东西逐渐多了，他开始有了想法，希望能把萧一山编的《清代学者著述表》中提到的学者的字迹都收齐了，表中共列举学者一千几百位。后来这本书就放在他的案头，每得到一件墨迹就在书中核对，并在其名下点个红点。他出差，这本书是从不离手的。他比喻说：“这就是清朝干部的花名册。”渐渐地，他的收藏就不局限在收藏册页、信札了，包括对联、轴子都收。

收藏的历史价值远大于艺术价值

北京的古玩店不必说了，广州、武汉、上海、杭州这些城市中，有些古玩店主认识田家英。他去出差开会，一得了个闲空儿，就赶紧去淘东西。后来，人家也都给他留着，知道他要什么。甚至有些地方，文化系统找了一个人专职给他踩点，收集消息，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他来了直接带他去看。

“当时很多文物商店都有‘内柜’。何为‘内柜’？”陈烈解释说：“那时候的文物商店主要是三大任务：一为中央首长服务；二为博物馆服务；三为外宾服务。内柜一般只对部级以上干部开放，例如田家英、康生、李一氓、陈伯达、谷牧、夏衍等人都经常光顾。”曾自描述当时的内柜，“一般都在小阁楼上，像一个小仓库，楼梯非常陡。因为去的人少，所以灰尘特别多，每次父亲翻完之后下来，都是一身的灰、蜘蛛网，但是喜欢这些东西的人，都不在乎。”曾自坦言：“如果没有这么优越的条件，父亲也不可能收集到这么多、这么全的珍贵文献。”

能够让田家英随心所欲地收藏，还有一个重要条件，田家英一家在中南海里面算是比较富裕的。“当时，我们家在这些干部家庭中，经济状况算是比较好的。因为我妈也是高级干部，收入也不低，而且我们家孩子少。所以父亲从来不把工资给家里，母亲的工资足够养家。母亲一个月挣两百多，父亲挣小三百，而且还有稿费。这些钱，他几乎都用在收藏这些东西上了，”曾立说，“我父亲当时有一个存折放在荣宝斋，有些东西看不好的先拿走。回去决定要了，再打个电话，荣宝斋那边就直接把钱扣了，他从来不欠钱。”

田家英常说：搞学问要有专长，收集这类东西也要随学问而有所专注。现在许多人欣赏绘画，而不看重书法，更不看重年代较近的清人的字，倘不及早收集，不少作者的作品就有散失、泯灭的危险。因此他收集的东西往往并不是别人看重的。曾自说：“父亲收藏的这些东西，当时是不值钱的，几毛钱几块钱一件。例如那些扇面，基本都是五毛或者一块钱买来的。”

一次在东安市场的旧书店，田家英遇到陈英、金岚夫妇。金岚与田家英曾同在延安陕北公学学习，老同学相见，十分亲切。但当他看到夫妇俩花了280元买了一幅徐悲鸿的马图时，很不理解。古人常说：“画是八重天，字是九重天。”可见字的品位远在画之上。

对于田家英来说，他的收藏是有明确目标的，并不在于其中有多大投资价值。戊戌六君子中，他一直没有找到杨深秀的墨迹。1961年，他到山西搞调查，在晋祠写文件的时候发现一个影印本中的一张画上面有杨深秀的字。他毫不犹豫地收了回来。回来之后，他还在这个影印本上标注：杨深秀的墨迹很难找，影印本也很珍贵。

田家英除了在旧书摊、文物商店寻觅，有些藏品也来源于收藏者间的交换、转让。收藏家赵药农（赵翼后人）过世后，其家人有意将藏品转让，田家英因而获得了一批高水平的藏品，其中包括赵翼、张惠言、黄景仁、顾贞观等几十位学者的墨迹。田家英极其看重这批藏品，其历史价值重于艺术价值。如清初词人顾贞观的《金缕曲》扇面，不仅因顾贞观当时已名扬海外，还在于这两首《金缕曲》记述了他与吴兆骞的友谊，以及因此感动纳兰性德，营救因文字狱已经被流放宁古塔22年的吴兆骞的真实故事。田家英收藏的一幅孔尚任的手卷，也是与别人交换而来。陈烈为了梳理这些藏品，拜访过当初负责调查田家英的中央三人小组之一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王力。“一见面，王力就问，那幅孔尚任的手卷还在吗？他的意思是，他当时和我岳父关系很好，孔尚任的这幅字就是岳父拿金农的墨梅图与他交换的。王力去世之后，他的后人把这张画给卖了，我看到上面果然有两方章，一个是田家英的，一个是王力的。”

潜心整理收藏成为最终的寄托

1962年北戴河会议以后，田家英不再起草中央文件，参加的会议也越来越少。曾自回忆说：“他曾向毛主席申请，去修清史，但主席没有同意。于是，他只能自己找事做，一个是给毛主席编书，一个是收集和整理文物。”

她记得，当时父亲身边有一位“高参”，叫陈秉忱。陈秉忱家学渊博，其曾祖陈介祺是清代著名收藏家。陈介祺收藏最鼎盛的时期，集有三代及秦汉印7000余方，名其楼曰“万印楼”。藏有商、周古钟11件，取其整数，因而“万印楼”又称“十钟山房”。此外，还有商周铜器235件，秦汉器物80余种，以及秦汉刻石，各种古钱、陶、瓷、砖瓦、碑碣、造像、古籍、书画等精品达万件以上。台北“故宫”收藏的毛公鼎，原藏于他家。

陈秉忱30岁前没有参加过任何工作，在家中潜心研究。1932年韩复榘督鲁时，怀疑他家是共产党的秘密据点，将他逮捕入狱；1935年他被释放回家，后参加八路军。1956年，田家英因看重他的才学，把他从中央军委办公厅调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担任副主任。

曾自说：“不久，他和父亲就成了忘年交，好得不得了，而且成了父亲的掌眼，收东西都是陈老丈帮着看。两个人天天在一起整理收来的信札、册页，上面的批注都是陈老丈抄写的，学问功底非常深厚。毛泽东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就是他抄写的。朱德的墓碑也是他写的。”

田家英按照年代、学派等，将收来的信札集结成册，专门请上海博物馆的朋友帮助装裱，共六册。其他手卷、画轴，为了妥善保存，也都让妻子董边缝制了布套。“那时候，布票特别紧张，家里虽然有钱但是没布票，所以我们穿的衣服也都是大补丁。但父亲为了把他收藏的画轴、信札保护起来，把仅有的一点布票买来的布都做成了口袋，把那些东西保护得非常好。”

小莽苍苍斋收藏的清人墨迹，不论是宏篇巨制还是单页小札，在拖尾或押角处都留有田家英的收藏印，有名章，也有斋号，多达百十枚，大多出自当代篆刻大师之手，如陈巨来、齐燕铭、顿立夫等。

据陈烈介绍，他多年整理发现，田家英的收藏在“文革”期间损失很大。曾立也无意中得到了一份记录单，正是“文革”期间，陈伯达的秘书王文耀到永福堂来拿东西的详细清单，其中包括龚自珍的自作诗立轴等。此外，曾自提道：“因为我母亲喜欢写草书，尤其喜欢董其昌的字。董其昌虽不是清代学者，但父亲为了满足母亲的喜好，收了很多董其昌的手卷让她临摹。母亲回忆当时家里有七八件董其昌的书法，但还回来的东西中，董其昌的一件都没有了。”

1991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了“小莽苍苍斋收藏清代学者法书展”，引发了人们对田家英的怀念。赵朴初老人观后即兴题写了“观其所藏，知其所养。余事之师，百年怀想”的诗文，对他的收藏意义和人品人格抱以仰慕和尊敬。此后，董边即将105件藏品捐献国家，其中包括吴伟业、龚鼎孳、王时敏、龚自珍、林则徐、何绍基等清代著名学者、仁人志士的墨迹。

2013年，为了纪念田家英诞辰90周年，《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书札》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连同此前已出版的《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法书选集》《田家英与小莽苍苍斋》，田家英倾心辑藏和研究的一批清代学者信札已全部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