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育维展示收藏的粮票。 记者 郭旭 摄
“这是重庆的‘关门’票。”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蒋育维指着一张印有朝天门照片的粮票说，自1955年来，重庆发行的粮票均属“市制”单位（以“市斤”为单位），而1988年发行的则是“公制”单位（以“千克”为单位），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故称“关门票”。
相比收藏品市场中的其他热门品种，粮票属于小众收藏范畴。蒋育维介绍，粮票，是我国计划经济这段历史的真实写照与见证，也是计划经济时期最具影响力、牵动面最大、人们印象最深的票证。如今，粮票以其独特的历史地位、文化内涵以及一定的观赏价值，而渐渐成为收藏新宠。
记忆中的凭证时代
凭票购买生活物资的时候，蒋育维正在读高中。
那个时候，不仅吃饭要凭粮票、油票，就算穿衣也要凭布票和棉票。“那个年代的人，普遍都认为，粮票比钱重要得多。没钱还能去借，每人定量的粮票，怎么借？”蒋育维说，一枚小小的“有价票证”，蕴含着生活的酸甜苦辣。
读高中的时候，蒋育维每个月可以吃32斤粮食。慢慢地，学生自发为国家节约粮食，减到一个月只吃28斤粮。“我的孙子就曾问过我，难道你一个月吃28斤粮食还不够吗？我们现在顶多才吃10斤米吧。”蒋育维说，“现在听起来，每个月要吃28斤粮食，是挺不可思议的。但那个时候，在那个社会环境下，什么都没有，没有油荤，也没有副食品，就全靠这点粮食，说实在话，真是吃不饱啊！”
那个时期，社会上最常见的病是水肿病。“吃不饱饭，全校师生都肿，用手指在身上压下去，全都是窝窝。”他记得，学校一名体育老师，因为运动量过大，在同样的定量下，他比一般师生肿得多。
蒋育维回忆，1962年过得特别艰难。每天就只有一个感受：饿。学校的体育课停了，大家就把操场挖了，种上包谷、南瓜。“我当时个子小，粮食上还能应付。 个头大的同学大部分都退学，出去打工找吃的了。”蒋育维笑着说，那个时候，没人愿意去银行工作，大家最羡慕的职业是炊事员。
把松毛晒干，将其散到面里搅拌，是“加菜”行为。吃上一顿红薯，是“豪华”饮食。在学校里最普遍的是一桌8人，一盆饭平均分8份。最惨的是，一顿饭一桌就一碗胡豆，每个人只能数上几颗胡豆吃。
在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蒋育维说了12次“日子太难了”。
开启粮票收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粮食产量连年大幅提高，市场上粮食敞开供应。蒋育维将当时没舍得兑换成粮食的粮票拿出来，变成了收藏品。
有一次，蒋育维在集邮市场看到一位老者，拿出不少粮票来售，每一本都整齐地收纳着数枚粮票，并在旁边作了详细的注解。“我当时扫了一眼，就挪不开腿了，想买下来。”蒋育维问老者如此好的东西，既花了精力将其编辑成册，又为何要拿来卖呢？老者回答他，因孙子考上了大学，急需一笔钱，只能割爱。随即，蒋育维给了老者2000多块钱，并承诺一定好好收藏这些粮票。
在此收集册基础上，蒋育维又陆陆续续增补了不少粮票，按各个省、直辖市的粮票进行编辑，对诸如全国通用粮票、地方流通粮票、军用粮票、农业粮票、工种补差粮票、菜农粮票、补助粮票、奖售粮票、供给粮票、划拨粮票、流动粮票等做出详细介绍。
“恐怕如今大多数年轻人对粮票已经没有概念。”蒋育维按粮食品种展示了一遍，有面票、米票、细粮票、粗粮票、大豆票及副食、熟食、馒头、糕点等票。至于票面图案装饰，更是五花八门、丰富多彩，诸如山川土地、水利电力，几乎无所不包、无物不涉，其中装饰或文字颇具时代气息及地方色彩者甚多。
蒋育维说，他收藏了上万张粮票，收集粮票并不为了它的经济价值，而是在于它是那个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缩影，更看重它所带来的历史价值。
本报记者 李诗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