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士明/文
艺术和教育在根源处是统一的。这不仅由于中文古老的“藝”字，本是一种与教育统一的“种植”和“培育”，而且因为我们坚定地相信，在“学以为己”“学以成人”的双重意义上，教育问题就是艺术问题。艺术和教育的共同使命，如蔡元培先生在国立艺术院开学典礼的致辞中所言，是“以爱美的心真正地完成人们的生活”。
“真正地完成人们的生活”，对蔡元培先生来说，其关键在于美育，就是通过艺术与审美之教育，做到“破人我之见，去利害得失”。美之对象，天下为公，可以与人同乐，亦可以使人舍己为群。美感之发动，陶养性灵，激荡情感，可以使人以身许国，不计祸福，以热烈之情感奔赴之。教育之施行，在于引导心灵转向，培养共同关切，点拨经验，更新知见，涵养胸襟，锻造品格。
蔡元培先生所说的美育，跟我们今日所说的艺术和教育声息相通，同时也有所不同。美育是从对自然、世界的观照中获得审美经验，建立起感性之学，从而涵养人心，其要旨在于人格之养成。而艺术和教育则是引导人们通过诗性的制作完成艺术家之自我，强调生命经验的创造性转化。艺术和教育需要在切身的实行中，在上手的训练和身体的感觉中，贯通手、眼、身、心。在此，艺术创造的过程同时也是自我创造的过程，艺术和教育同归于人的自我发展之生命进程。
对百年前的一代知识分子来说，教育是立人之德，是新民之创造，同时又是营造新生活、建设新社会的方略。正如陶行知先生青年时代的梦想——“以四通八达之教育，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教育由此必须是直面现实、直面问题本身的有为之学、实践之道。就像梁漱溟先生所坦陈的：“我始终不是学问中人，也不是事功中人。我大概是问题中人!”这种面向现实的实践意志是如此强烈，就连经学大师马一浮先生都在《论六艺该摄一切学术》中着重指出：“六艺”之教，不是空言，须求实践。
今日之艺术和教育，与蔡先生那代人的心愿已然相去甚远。知识的学科化以及教育者对于现实的高度隔膜，造成了当代学术和艺术的根本问题——“知行不一，身心分离”。身心不得安顿，这不只是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问题，而且是我们所有当代人的集体困境。在这种困境中滋生出的，是新一代中国青年的独特人格：放任自流，却又循规蹈矩;幻想成为世界的漫游者，却受困于高度封闭的自我;他们是“无目的的人”，同时又是“人生的精算师”。
面对这样的青年，面对今天艺术界、教育界诸多令人不忍、不愿、不甘之事，艺术和教育何以自处?
当代中国人的身心安顿，是艺术和教育最根本之责任。要为当代人的心灵困境与精神危机寻找出路，首先要解决“知行不一，身心分离”的问题，而这需要有情有义的知识、身心俱足的思想、知行合一的创造。
这样的知识、思想与创造，本应是艺术和教育的真正内涵，它所导向的，是对人之感受力的蒙养和创造力的激发。在当代，欲求感受力之蒙养，首先要在大数据、人工智能的自动化时代中重建“感性之美学”，从而恢复我们对于世界的感觉;欲求创造力之激发，首先要在想象力贫乏的时代里重建“感兴之诗学”，从而解放我们的身心，重启我们的激情和爱欲。
这么多年来，我常常觉得，艺术是无缘无故的爱，而教育则是无怨无悔的爱，那么，我们所说的“艺术教育”就是两种爱的叠加。其根本是建立起直面现实问题的学与习、道与艺，继而在共同生活中发现生活的目的与可能。因为在“培育”的原始意义上，艺术和教育所朝向的，是一个觉醒着的人，一个对自身的生命处境有所感、对我们的历史因缘有所觉的人，一个创造出人生之目的、确立起自我之责任的人。
(作者系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