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碑帖收藏(二)

梁氏的题跋约可分为以下几类：一、叙述碑刻的出土发现情况及藏所去向；二、记录拓本的递藏经历；三、校记碑刻；四、考释碑刻文字；五、题署碑名时代；六、订误志疑；七、叙事记闻；八、品评书法。从这些字字珠玑的题跋中，我们既可以领略到梁氏深厚的国学底蕴，也可以欣赏到他无心做书家而又方严峻厚、风骨独具的书法。

纵观梁启超的收藏历程与藏品，对当今藏品不无启发。从收藏功能上讲，它再次证明收藏是一种高雅的文化活动，既能“怡情”也能“益智”，在社会和个人生活产生较大变故的时期，意义尤其显著，是人生的美好寄托之一。从碑帖收藏的方法上讲，梁启超的碑帖收藏更有其直接的示范意义。首先，系统全面、重点突出。梁氏收藏的金石拓本从商至民国无不有之，金文、小篆、汉隶、魏碑、唐楷种类齐全，钟鼎、碑石、造像无所不包。有的朝代的拓本只三五件，甚至一件，当系着意汇集以勿使一朝阙漏所致。系统全面的收藏有利于从藏品中洞见某一方面源流框架。梁氏读碑的目的之一在于探求书体嬗变之轨迹。但书法以碑刻（延及拓本）为主要流传载体当在秦汉至隋唐之间。唐代以后，书于纸素的墨迹原本越来越多，拓本的意义已不能和隋唐以前相提并论。故梁氏将其拓本收藏的重点放在秦汉隋唐之时，以后各代的拓本只择少量而藏之，以求体系完整。而这一时期碑刻的拓本又以汉魏为重，其中北朝碑刻更占三分之一，折射出碑学大兴的时代脉络。其次，追求早拓与初拓。梁氏有几部明拓和清乾隆拓，皆郑重为之题记。在《新莽莱子侯刻石》拓本上跋曰：“新莽石刻存者惟此，此拓尚旧。丁巳三月，饮冰检题。”其收藏旨趣可见一二。其对新出碑刻的初拓也十分重视，如《西汉麃孝禹刻石》、《东汉三老讳字忌日记》拓本皆认真标明“初出土拓”。另外，他对曾经名家收藏的拓本珍爱有加。他的藏品中许多为前贤名家旧藏，如陈介祺（簠斋）精拓《东汉君车画像石》，吴荣光旧藏之《东汉武斑祠画像铭》，翁方纲、朱竹〓旧藏之《东汉曹全碑》，王懿荣手拓并记之《魏俞玄墓志》，《东汉三老讳忌日记》的原石藏主余姚周清泉手拓本等。梁启超在《北魏朱岱林墓志》跋识云：“此拓为王廉生旧藏，移赠王孝禹，且有刘燕庭印，其与通人作缘也久矣。”可见名家旧藏对他的吸引。

梁氏碑帖收藏的方法意义当不限于碑帖一端，而于各类收藏皆有参考作用。作为仅以金石拓本收藏为余事的社会名流，又能从百忙中参阅《金石录》、《簠斋金石记》等15种金石学著作，写出大量极富个人见解的藏拓题跋，则更是值得那些满足于“藏品保管员”层次的藏界朋友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