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上百万件藏品命运多舛 故宫家底被败了多少
北平沦陷时期的文物流失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故宫博物院文物安全问题日益严峻。故宫文物南迁迫在眉睫，准备工作千头万绪。几百万件文物不可能全部运走，也不可能细细筛选，结果有些精品未被收入，次品却整箱带走。这些被选中的文物包括书画、铜器、瓷器、象牙、珐琅、善本等，共分5批，计19690箱62万件。
由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负责，开始做文物迁运前的筛选打包工作，为此他们还专门聘请了极富这方面经验的文物古董商指导。打包文物采用的方法是，根据文物的形状用稻草做衬，以棉花贴紧，外面包上优质棉纸，这种专业的文物打包方式经得起长途跋涉和剧烈颠簸。几十万件文物在上万里的运输过程中竟一件未损。
1933年2月5日晚间，北平全城戒严。13491箱文物从神武门广场出发，由几十辆板车轮流运往火车站，军队全程护送，沿途军警林立。不到120天的时间里，五批文物循序运往上海，后又辗转至南京朝天宫。
但随着战事不断深入，南京也不是安全之地，文物继续分三路西迁，因为没有交通工具，最后剩3000多箱滞留南京。“这次西迁历时8年，行程万余里，运送文物的车辆、人员艰难行走于四川蜀道。沿路敌机轰炸，遭遇匪类，不断临时更改行走路线和临时存放地点。最后以微小的损失完成了这场历时长久、数量巨大的文物迁徙之路，被国内外人士称为奇迹。”
故宫大批文物南迁后，总务处长张庭济奉命留守。日伪政权下的故宫博物院艰难维持，尽力周旋。1937年11月，沦陷初期张庭济曾代表北平留守职工向国民政府行政院汇报现状，寻求保护。目睹当时情况的美国汉学家珍妮特、沈大伟说：“日军在1937年9月占领北平的时候，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已带了部分珍宝西迁，……以后马衡不在的日子里，负责故宫工作的是总务处处长张庭济。日本方面妄图派日本人担任故宫的院长或顾问，但由于遭到故宫工作人员的坚决抵制而未果。日本人也不得随意进入故宫，除非带有介绍信，否则会被留守的工作人员拒之门外。”在这沦陷的八年中，“留守人员虽然不像随文物南迁的人员那样辛苦奔波、风餐露宿，但在日伪统治下也非常难得，不卑不亢，可以说是不辱使命。”由于大量文物珍品外迁，加上日伪的干扰、破坏，只能勉强维持分路开放，但游人寥寥，门庭冷落。
1938年6月，宪警两次闯进故宫博物院太庙图书馆搬走撕毁大批图书资料，书籍242种，340册，杂志369种，10682册。书籍中有反日抗日、谈及日伪政权和满洲的一律销毁，包括大量印有国民党青天白日标志的图书，另外含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内容的绝对销毁；有关司法、教育、财政等的书籍杂志也必须销毁。这次查没销毁对故宫文献资料库藏是一个巨大打击，日本希望借助这种方式推行奴化教育。
不久的献铜运动再次把故宫博物院拖入泥潭。1945年3月，侵华日军北京陆军联络部致函伪北京特别市市长，要求“北京特别市官民”，“献纳（供出）各自存有之一切铜类，以资直接增强战力，藉以实现大东亚共荣圈之确立。”各家各户和单位被强行征收铜铁，作为日军造炮弹和子弹使用。“这个运动波及到千家万户，故宫这样的文化机关也没有幸免。”
尽管多次抵制，最终为确保故宫整体安全起见，不得不将一些散落于各院落无号的铜缸铜炮等1095斤交了出去。但金品献纳委员会和日军对此量均不满意，要求故宫必须捐献更多，因为仅北京一市日本军部下的铜铁征集任务就高达40万公斤。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最终命令将不能断明年代的铜缸54件以及2尊铜炮运走检送。
在此之前的1944年6月22日，日军已经从故宫劫走铜灯亭91个，铜炮一尊。这批文物刚运到天津，还未及转运到日本，日军即宣告投降。张庭济等会同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平津区助理代表王世襄，前往天津接收运回这批文物，看到的情形是“有的已残破、毁坏，共重4460公斤，较劫走时少了971公斤，而此前被劫走的54个铜缸也不见踪影。”根据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的统计，“本院（沦陷期间）被征用之铜品2095市斤外，计铜缸66口，铜炮一尊，铜灯亭91件。”
八年抗战中，北平故宫文物被日本掠夺了铜器149件，太庙图书馆大批图书杂志遭破坏，文献馆的张鼓峰舆图被劫走。
